序
我第一次对香港产生兴趣是在1970年。当时，我担任董事的一家伦敦银行收购了道亨银行，道亨银行是香港一家规模不小的华资银行，之后我到这个殖民地去了一趟。
不久，我家在1972年买下了弗拉斯宅邸，这是从前广州和香港商人颠地兄弟（兰斯洛特·颠地和威尔金森·颠地）在威斯特摩兰建造的一座宅邸。1839年，中国当局威胁要拘捕兰斯洛特·颠地，引发了最终导致第一次英中战争(1)的事件。这场战争通常以“鸦片战争”而闻名，结果导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广州贸易大多转移到香港，颠地洋行成为这个新殖民地最有实力的商号之一。弗拉斯宅邸，连同内部保留下来的家具（德拉姆市古尔本吉安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式大床值得一看），清晰地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那些“富商巨贾”的品位。弗拉斯宅邸有一些细节颇为有趣，这些细节表明了颠地洋行有别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怡和洋行的特征。与马地臣和三孖地臣在苏格兰高地建造的豪宅相比，弗拉斯宅邸显得朴实无华，体现了兰斯洛特·颠地更为严谨、较少浮夸的性格。弗拉斯宅邸的一些细部颇有特色，如手绘墙纸、乳白色的室内家具以及精致的意大利样式金属制品。宅邸向公众开放后，我们在肯德尔市阿伯特霍尔博物馆协助下，安排了关于对华贸易沿革的小型展览。我为这个展览撰写了一份简明指南，这份指南就是本书最早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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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先做几点说明。不幸的是，任何关于英中两国关系的历史著述大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之所以说是片面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位准备研究北京的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和中文官方档案的学者，多半不会注意到19世纪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微妙之处；而且学术界人士在研究这个殖民地历史中突出的商业问题时，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另一方面，若是不懂中文，就不得不依靠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翻译和节选出来的材料，本书作者就是如此。这样一来，除了可能存在的其他不足之处，本书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涵盖如此宏大的主题，描述一个社会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势必要做一些乏味的概括，或是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问题的事件。为了避免平淡乏味的概括，我很遗憾地不得不省略许多相关材料，但我相信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至少能够在史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香港的时局变化很快，由于写作与出版之间难免有时间间隔，我无法在本书中对这一间隔时期的时局变迁做出公正的评判。1991年3月到1993年3月的两年间，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国。不光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其他许多指标上，这个殖民地最终、或许是永久地、而且肯定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速度超越了“宗主国”。
政治的发展也很迅速，而且更为令人吃惊。1992年10月，香港总督决定以一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如果说以前曾经有过的话——运用王室特权。总督凭借一纸政令，改变了立法局的组织结构，以及立法局与行政局的平衡。这种情形如同一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运用自己的绝对权力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虽然彭定康的动议强调了王室权力的权威性，但这项动议改变了香港宪政的发展方向。本来，宪政改革的方向是立法局民选议员进入行政局。彭定康先生的动议还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后果，那就是我不得不在结语中修订我对彭定康到来之前香港宪政体系的描述，以反映这些新变化。
我意识到本书的不足之处，愈加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慷慨帮助的人士。英中友协的劳拉·里夫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尼·法林顿、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使得我的北京之行成为可能。在北京，我得到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徐艺圃和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副主任沈丽华的帮助。他们慷慨而友好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鉴别一些重要史料，从而对19世纪40年代的英中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查尔斯·艾尔默承担了最为艰巨的任务，他准确地把手写体的中文史料翻译成英文。在香港，冼玉仪博士和陈刘洁贞博士在好几个问题上耐心指导我，张荣洋博士和普里西拉·罗伯茨博士不知疲倦地给予我殷情款待，并在从广州贸易到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问题上给予我指点。我感谢上述人士，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的其他教员，尤其是Adam Liu博士，他毫无怨言地容忍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我还要感谢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副校监阿尔伯特·罗德里格斯爵士、迈乐文博士、彼得·韦斯利·史密斯博士以及柏立基教育学院的院长和全体职员。在香港，我还要感谢卫奕信勋爵伉俪、翟克诚爵士、姬达爵士、马世民、吴应湘，尤其要感谢克莱尔·霍林斯沃思和莫里琳·赛宾。奈杰尔·卡梅隆、苏珊娜·霍伊、阿兰·伯奇等历史学家极为友善，他们关于香港的知识远比我丰富。香港政府新闻处的马克·平克斯通和Shirley Wong，香港历史博物馆的丁新豹博士、政府文件处的Thomas Lau博士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我感谢马克·亨内克－梅杰、莱斯利·亨内克－梅杰以及菲利浦·沃克尔、玛丽·沃克尔，他们为我引见了多位香港人士，其中包括刘健仪议员、安格斯·福赛思、毕比·福赛思、彼得·卡尔顿、特丽西亚·卡尔顿。
回顾往事，我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与戈尔－布思勋爵、科林·克罗爵士、约翰·柯尔维尔爵士等睿智而渊博之人的交谈，使我受益匪浅，他们关于外交事务和威斯敏斯特的经验罕有其匹。我还要感谢约翰·佩奇、埃利奥特·肯达尔牧师、约翰·M.斯各特、D.B.埃利森、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M.J.F.洛根夫人、罗伯特·麦克斯通·格雷厄姆、Yen Chung、詹姆斯·卡斯尔斯教授，罗利画廊的乔纳森·萨维尔、雪莉·哈泽德（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夫人）、乔治·沃格伯、埃利·沃格伯、玛丽·特恩布尔、伦纳德·雷纳。
英国、香港、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图书馆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又几乎不懂电脑的研究者。我特别感激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香港驻伦敦高级代表约翰·亚克斯利，代表处图书馆、厄休拉·普莱斯以及国家海洋博物馆图书馆尽心尽责的工作人员。我还特别感谢怡和洋行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档案资料。
感谢以下人士和机构允许我复制一些说明性资料：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G.H.克里准将、格林尼治国家海洋博物馆托管人、香港政府新闻处、大英博物馆托管人、伦敦威尔康姆学院图书馆、香港皇家警察队以及《南华早报》。马丁·格雷戈里画廊惠允我使用本书封面所使用的油画。
有关中国的著作都会面临一个难题，这就是中文姓氏的音译是采用威妥玛式拼音还是汉语拼音，1985年之前出版的著作通常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汉语拼音则是现在最普及的注音方法。读者接触到的英文历史著作，包括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大多都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或是其变种，因此本书关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所有参考资料采取这种拼音系统。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姓名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一些特殊的人物姓名，如Chiang Kai‐shek（蒋介石）、Mao Tse‐tung（毛泽东），属于西方新闻界的习惯用法。这样一种折衷做法既避免了那种“愚蠢的连贯性”，又可以方便编制和查找索引。为保险起见，重要历史人物用两种拼音拼写。
香港的粤语姓名拼写尤为困难。在其出色的《香港社会的形成》一书的附录三，陈伟群博士列出了至少54种不同的英文姓名拼写方式。除此之外，有些人士既有教名，又有中文姓名，显然很难采取一种统一的标准。
另外一个特别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是香港的货币单位。银元是广州贸易使用的货币，香港用来作为通货，虽然交易记录的货币单位通常是中国的银两。殖民地早期账目的货币单位是英镑，从1862年开始，港币成为通行的官方货币单位，其价值随白银价格的涨跌上下浮动。1981年，港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是1美元兑换7.80港元。除非特别指明是美元，否则本书中的“元”均是指港币。如果需要与英国的情况做比较，有时会把货币单位折算成英镑。
以下一些度量衡也需要说明：
1两等于英制度量衡的一又三分之一盎司；
1亩约为三分之一英亩。
还要指出的是，在本书中，香港政府的二号人物和白厅的殖民地国务大臣通常都是用“Colonial Secretary”（译者按，中文版分别译为“辅政司、布政司”和“殖民地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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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第一次鸦片战争。——译注
目录
序
前言：不情愿的双亲
第一章 两个帝国
末代王朝
学者与士绅
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不幸的航程
第二章 鸦片生意
使人快乐的植物
多变混乱的程序
我此生从未见过鸦片
一群花花公子
收入不错的行当
谁想打一场对华战争
第三章 律劳卑勋爵的屈辱
凄凉的墓志铭
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
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鸦片与威士忌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
保护神
瞄准琉璃塔的大炮
南京条约
两个帝国的仲裁者
第五章 贫瘠之岛
“女王陛下的领地”
璞鼎查时代
体面而富有的华人
第六章 德庇时突袭
马丁的报告
刑罚
硫磺、树脂、啤酒和黑啤酒——还有鸦片
广州城里的是是非非
第七章 英法联军
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
庸医包令
“亚罗”号事件
第八章 喧嚣与骚动
不顾一切的对抗
九龙半岛
殖民地部
汇丰银行
非法游戏
亲王来访
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话题
污水与肉刑问题
梅毒只能通过接触传染
总税务司赫德
来访者的评述
第十章 香港要塞
捍卫英帝国
法国的野心
萨金特将军的大炮
瘟疫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合适的动手机会
无视法律的恶例
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
弥敦爵士的铁路
第十二章 香港与中国革命
恶毒的议员
爱国的通奸行为
第十三章 动荡的局势
冷若冰霜的面孔
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
妹仔
蹒跚走进20世纪
第十四章 大东亚共荣圈
可耻的默许
大难降临
我们现在自由了
英帝国被一笔勾销了
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第十五章 在夹缝中生存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态度
金钱至上
毛泽东的变革计划
第十六章 黄金时代
麦理浩走马上任
司空见惯的腐败
华人社会
第十七章 退场
香港的前途
直接选举问题
破旧的帝国背包
殖民主义的终结
尾声
附录一 历届英国政府与中国的重要人物
附录二 历任香港总督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前言：不情愿的双亲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女王。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迅速向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这张照片摄于1844年，是现存最早的一张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
香港，这个维多利亚朝英国与大清中国的“私生子”，自1842年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以来，就一直令其创始人烦恼和为难。起初，双方都不准备承认这个婴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巴麦尊更倾向于获取更多的现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为此他马上解除了负责谈判割让这个荒凉岛屿的全权公使的职务。不过，维多利亚女王倒是因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有可能成为“香港公主”而欣喜不已。至于中国道光皇帝，在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瞄准南京城墙的大炮的威慑下，他被迫承认治下的领土丧失了这个弹丸之地，迄今为止他对这个岛屿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对整个事件困惑不已。在道光看来，这些夷人惟利是图，获取土地也非出自长远之见，“该夷性等羊犬，不值与之计较”。(1)
香港从其开埠之日起就与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贸易关系密切，因而声名狼藉。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香港不时给英国带来麻烦，涉及鸦片、卖淫、赌博、鞭刑、贪污等一系列丑闻，总督、官员、政府部门与侨民不时爆发争执，时至今日，白厅仍不得不面对这些丑闻和争执。
对于中国而言，失去这个岛屿自非所愿。虽然香港只是这个庞大帝国末端微不足道的一隅，但对于中华帝国的人民和统治者而言，它始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尽管外国人占据的另一个更无足轻重的地方——葡萄牙人的澳门居留地，有400多年未受触动，但问题是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方式令人恼怒不已。香港的割让直接起因于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决定性地、迅速地败下阵来。香港割让之后，外国政府开始日益贪婪地攫取领土和贸易特权，到19世纪末，给中国带来了一连串战败、外债和屈辱。围绕这第一次外来入侵，已经产生了许多神话，香港居民为此背上了沉重的感情负担。人们认为，既然香港的割让导致了外国劫掠，那么1997年的回归则标志着屈辱的终结。因此，这个殖民地的历史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以及西方对华态度的演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视为不可救药的邪恶，民主被当成包治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的时代，香港的状况却有悖常理。这个直到最近还没有任何民主机制的殖民地日益繁荣，成为一个生活宜人的乐园。有人预料，这个弹丸之地将在经济上超过中国（内地）——人口的迅猛增长和不时出现的不当政府阻碍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发展。即使是与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小龙”相比，香港也毫不逊色。香港在贸易上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同样成功，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则做得更好。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香港相当好地控制了腐败，在这个不民主的直辖殖民地，没有民主化的新加坡所施行的种种琐碎限制（例如，新加坡明令禁止留长发、嚼口香糖）。
不仅如此，香港比英国更成功。在过去10年里，香港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香港与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0年的10%上升到1990年的超过85%。实际上，早在1981年，香港就在平均寿命等重要指标上超过了英国（男子平均寿命是72.4岁对71.1岁，女子是78.1岁对77.1岁）。
将英国管治的香港与美国管理的领地波多黎各作个对比，就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波多黎各有400万人口，与香港的600万人接近；自1898年以来，波多黎各一直处于美国控制之下，这与英国控制香港绝大部分地区的时间差不多。波多黎各确实有更为民主的制度，那里的总督和政府均由民选产生，美国仅掌握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控制权，但在绝大多数方面，香港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婴儿死亡率在波多黎各为16‰，香港仅有不到7‰（香港的这个指标甚至低于美国的10‰）。今日香港人的平均寿命为78.3岁，高于波多黎各的73岁（也高于美国的74岁）。其他生活水准指数，犯罪率、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新闻报刊数量、非婚生子女、公共交通质量、免费医疗等等，香港也都走在波多黎各的前面，在一些项目上更是大大领先，同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例如，香港谋杀案发案率为每10万人1.64次，美国高达7.91次。(2)
这座建筑是昔日香港总督的办公室和官邸，始建于1851年，历时4年竣工。建筑物曾经历多次大规模修缮，最后一次是1942年日占时期。
建于1846年的三军司令官邸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西式建筑。图为1930年的驻港英军总部大楼。
今日的香港已找不到多少殖民地的痕迹，而殖民地过去的标记几乎早已荡然无存。太平山的山坡下，高耸的摩天大楼遮住了过去殖民地的中心：总督府，类似于一座日式火车站；圣约翰座堂，一座平淡无奇的哥特式殖民地建筑；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旗杆屋，以前是驻军总司令讲究的官邸，他曾在此自豪地眺望停泊在港口的那些闪耀着灰色光泽的中国舰队巡洋舰。如今，从希尔顿饭店的房间和中银大厦的办公室，仍可以看到这些帝国时代的遗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占领时期，总督府可笑地按照日式风格进行了重修，包括新建了一座与四周建筑不协调的神道教样式的塔，之后便再也没有翻修过。圣约翰座堂在同一时期遭到劫掠。旗杆屋是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如今是收藏和展览茶具的文物馆。皇后像广场已经找不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那里仅存的雕像是一位银行经理的雕像，这与这个商业之都的氛围完全吻合。英国国旗第一次在这个殖民地升起的地方位于现在的水坑口街，但早已无迹可寻。庆祝英占香港150周年的动议，因公务员的强烈抗议而不得不作罢。
在香港街道上，除了警察——几乎全都是华人——之外，看不到任何身着英式制服的人。惟一能够见到的英国士兵是添马舰海军基地入口处的水兵，平时守卫的舰艇充其量是三引擎巡逻艇，除非有其他军舰来访。香港也找不到多少经济帝国主义的痕迹。人们有理由期望政府办公楼的停车场至少会有一些本地生产的汽车，但那里只有丰田和其他品牌的日本汽车；高级公务员可以配备奔驰车，只有总督本人才有一辆劳斯莱斯汽车。
图为原最高法院大楼，1912年1月15日由时任总督的卢押宣告正式启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醒目的帝国象征日渐消失。1950年，英国政府派出相当于两个满员师的军队警戒中国人民解放军。1967年，总督府门外聚集了成千上万示威者，担任警卫的却只有孤零零的一名英国士兵。当时，香港依然能够看出过去一个世纪的模样：一个穷乡僻壤的殖民地，板球场占据着市中心，阿斯顿·韦伯爵士设计的最高法院大楼守望着市中心，背景则是汇丰银行的艺术装饰。在码头区，新建的文华大酒店和香港大会堂在周围建筑物的衬托下显得鹤立鸡群。在湾仔，警署直接守卫着港口。
1970年，从太平山眺望港湾，希尔顿酒店的高度还超过汇丰银行大厦。文华大酒店和香港大会堂在图片的中左侧。
仅仅20年之后，从同样的角度望去，香港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图中深色的高大建筑是中国银行大厦，总督府已完全被林立的高楼遮住。
时至今日，法院大楼保留下来，现在是立法局和行政局办公楼，板球场已经不见了，汇丰银行里外一新、富丽堂皇的新总部大楼蜷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的标志性象征中银大厦旁边。在周边高耸林立的办公大楼映衬下，面目全非的文华大酒店和老态毕露的香港大会堂显得十分矮小。围海造地使湾仔的陆地向前伸展了将近四分之一英里，一座亚洲最高建筑正拔地而起。站在九龙眺望，过去维多利亚城的地平线每周都在发生变化，但依然是香港最壮丽的景象，从港口直到太平山雾气蒙蒙的山坡，到处耸立着密密麻麻的宏伟建筑。
从九龙眺望内陆，可以看见新界那些在17年前还几乎不存在的新城镇，荃湾和屯门的居民区居住着大约30万人。今天，有200多万人生活在各个新城镇，明亮清洁、便捷高效的地铁和现代化铁路把这些新城镇连接起来。老社区依然保留了高层住宅群，沙田已经成为最大的居民区，拥有两所大学、一座新建的跑马场、一家音乐厅以及一个50万人口城镇所能拥有的各种便利设施。
图右侧的汇丰银行大楼成为最高法院（图中央濒水的圆顶建筑）以及其左侧的香港俱乐部和板球场的背景。
40年之后，同样的地点，上一张照片中只有一幢建筑还依稀可辨。高耸的中国银行大厦位于图片的中央，其高度远远超过了右侧的汇丰银行新大楼。
站在地平线上远眺，香港就像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曼哈顿，若是在街道上四望，香港显然是一座中国城市。即使是西方游客和商人密集的中环以及新兴城镇——那里很少有大幅的涂鸦，像广州或上海一样来往的人群中仍多为中国人。然而，香港的人口来自天南海北。除大众已经接受的印度人和葡萄牙人社区之外，香港人口主要是广东人，还有50万人从中国内地来到这个英属殖民地寻求安全与财富（中国大陆地区对香港的状况颇为自豪）。中国内地山东或四川的农民游览北京后，会带回去一些印有香港奇异风光和北京天坛的明信片。不过，他们只能凭想像去领略各种不同文化奇特融合所产生的时尚、活力与热情。只有亲身体验香港的生活，深入到街道上全神贯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到各个企业的办公室——正是这些企业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才能真正感受这种时尚、活力与热情。
要想说明香港的发展，必须结合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欧洲大陆和中国的政治史，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决定性地影响着香港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学者在分析他们国家的这一段敏感历史时期时面临很多困难。共产党中国在过去15年来取得的成就(3)，尤其是与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混乱相比，已经激发起一种一直潜伏着的沙文主义。质疑政权的那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命运，阻碍了人们流露出批评的倾向。直到最近，人们才能够表达一些立场不那么鲜明的观点，而其他严肃历史学家依然把严格遵循事实指责为“历史研究中不可取的实用主义”。(4)国家掌握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通常从帝国主义剥削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历史时期。
中国的确遭受了最无情的剥削，但那是在19世纪晚期，而且最穷凶极恶的剥削者不是欧洲列强，而是中国过去的藩国日本。英国攫取香港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法国或德国式的扩张主义强国。在这个殖民地的形成年代，英国的舆论和政策正处于发展阶段，威斯敏斯特的政府更迭频繁，还时常伴随着党派重组，托利党发展成保守党，辉格党发展成自由党。(5)英国历届政府总是与大多数阶层的公共舆论唱反调，经常不赞成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所采取的行动，并且无一例外地更关注决定大选成败的国内事务而不是殖民地问题。直到19世纪末，英国公众舆论才变得比较好战，对殖民战争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即使是这种支持殖民战争的倾向，也因帝国军队在布尔战争中的恶劣表现和自由党重新执政之后迅速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部许多高层人士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障碍，极力要求把这个殖民地归还给中国，这样一种观点从来就没有彻底销声匿迹。
共产党卫道士的分析总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非事实本身。例如，苏联科学院院士S.L.齐赫文斯基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史》（1972年）一书中提出：“1840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开幕的施政纲领演说中宣布，英国政府赞同查理·义律上校及在华英国商人的行动。在得到女王的认可后，巴麦尊勋爵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华战争。”事实上，当时每一个人都对英国在华代表义律不满，尤其是那些认为义律屈服于中国人威胁的商人们。那种认为巴麦尊在年仅21岁的女王——当时她仍怯生生地紧紧抓住首相梅尔本勋爵燕尾服的下摆——同意之前一直犹豫不决的观点，更是荒谬的。
只有抛弃这一类错误看法，描述英国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才能清楚说明香港的发展。以1834年的律劳卑使团为例，这个使团未能在英中两国之间达成合理的贸易协定。这个不幸的事件首先要归咎于律劳卑勋爵本人莫名其妙的傲慢自大，本来绝不应该挑选他这样一个人来担负如此敏感的使命。香港或中国的历史学家从未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英国政府为什么会挑选一个如此不适合的人选来执行这项任务？答案其实很简单，议会艰难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过程中，律劳卑帮了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为了偿还这笔人情债，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把这个差使送给了律劳卑，而律劳卑恰恰自认有资格获得这样一个职位。
约翰·包令
再比如约翰·包令爵士，他肯定算得上是这个殖民地历任总督中最卓越的一位。“庸医包令”——这是巴麦尊对他的称呼——是一位激进的下院议员、杰里米·边沁最亲密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编辑、间谍（法国人这么认为）、钢铁制造商、金融专家、圣歌作者，还是俄语、匈牙利语和西班牙语翻译家。1854年，包令出任香港总督和派驻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英国代表，正是这位前和平协会的主席突然引发了第二次英中战争(6)。这次战争的结局对于整个亚洲的未来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有人试图解释，这位没有半点东方乃至殖民地经验的地道欧洲人是如何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主要发动者的。包令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爵士强行开启战端的阴谋，其细节也尚待进一步揭示。
同样，英国政府在1898年为什么仅仅要求新界99年的租借期，而不是完全所有权？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朝建立正式关系。图为随团画家绘制的使团乘坐的“狮子”号。
本书第三、第七和第十一章将详细解释个中缘由。简单的回答就是：英国政府反复无常的政策、英国内阁大臣的个性、长期形成的报答政党忠实支持者的需要，以及国际竞争对手所施加的压力。要理解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惟有把它们放入英国和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必须留意，因为香港只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甚至不大愿意称它为殖民地，官方声明在提及香港时都称之为“属地”，但这更多地是为了推卸责任，而不是出于用词准确）。严格地说，殖民地是移民在境外土地上建立的居留地，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澳大利亚和北美殖民地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殖民地。香港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甚至在它正式建立之前，严厉而勤勉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殖民地部常任次官、维吉尼亚·伍尔夫的祖父——就注意到，“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法……（香港的）法规和条例……在很多方面应服从超出其制订者预料的迫切需要”。(7)其他英国殖民地，为数众多的小殖民地，都已成为独立国家，只有香港依然是一个直辖殖民地，即由宗主国政府负责管治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的居民所享有的代表权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因此，更为准确的说法是，香港是一个碰巧由英国管治的中国人的殖民地。
这种反常现象使得这个殖民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家国巨变。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19、20世纪之交，义和团骚动在北方引发了对欧洲人的屠杀，导致北京被外国军队占领。但是，这两次社会巨变没有在香港激起多大的波澜，香港在成为殖民地后的头80年里享受了独一无二的宁静。由于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始终不容质疑，而且试图与中国当局保持友好关系，帝国的这个驯服的偏远地区始终未受打扰。直到1898年，英国为回应其他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压力，要求租借新界之后，香港才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内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水晶宫是当时的博览会场所。
乾隆抚琴图。马戛尔尼来访时，乾隆皇帝的权力已臻至高之境，形象也完全神话。图中意境散淡闲适，乾隆仙风道骨，一派祥和景象。
对于中国方面也需要做出一些澄清。从广州和澳门前往香港的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外国侨民，他们紧随皇家海军首批登陆部队来到这个“贫瘠之岛”，使香港迅速起步。这个殖民地的早期历史就是广州贸易历史的延续。因此，有必要解释这种重要的国际贸易的运作情况。同时，对一些神话加以考察也是有益的。“鸦片战争”真是为了鸦片而战？三元里乡村勇敢的农民在1841年击败了英国军队？1842—1843年的条约安排性质如何？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是否定性的）所激起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交往。虽然20世纪历经巨变，中国的历史依然是民族意识中异常活跃的因素，而历史的连续性丝毫没有中断。《观察家报》的梅兆赞注意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依然以能够写出优雅的书法和诗词而自豪。曾担任法国政府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有很好的机会研究现代中国，他评论说：“当时（1971年）毛主义的国家与马戛尔尼（1793年的英国公使）面对的国家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中国人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坚持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以及诸如此类的十三项相似之处。(8)邓嗣禹与费正清也做出了相同的评价：“尽管经历了最近数十年来的狂热变革，过去的影响对于今日中国依然不同寻常地强烈。在表层下蕴藏着中国的古老文明，这一底蕴决定和影响了新的发展。”(9)
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英国的制度显然始终未受触动。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去世时，已是共产党国家首都北京的一名园丁(10)，而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最后一位印度皇帝的继承人(11)仍然端坐在伦敦的御座之上，上院和下院也依然是英国国会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这样一种延续具有欺骗性。自从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代表东印度公司首次尝试与中国建立关系以来，英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彻底改观。1793年时，英国是个小小的农业国，不久之前刚刚丧失了最重要的海外领地——北美殖民地，但国内工业正在发展，英国在印度的地位虽不明确，也正在迅速巩固。不过区区数年之内，这个国家一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印度统治权的继承者，拥有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手中抢来的众多殖民地。英国国内工业的发展更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享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史无前例的庞大实力之后，英国开始了缓慢的衰落过程，从一个统治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不那么繁荣的西欧国家。19世纪大规模的社会工程使英国面貌为之一新，英国因而能够扮演强权帝国的角色。事实表明，较之随后对于衰落的适应，英国更为成功地推行了崛起所必需的变革，而香港的历史反映了这种令人不快的转变。
英帝国的崛起与中华帝国的衰落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1793年，中国漫长的边境线是稳固的，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身为具有宇宙意义的人物，真龙天子可以与日月星辰相媲美，乃是智慧与正义的化身。他是最强大的君主、最贤明的统治者、天命的阐释者。皇帝受命于天，被视为人间神祇，他在宗教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拜占庭式的罗马皇帝、至高无上并被尊奉为神的奥古斯都。皇帝既是独裁者，又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受上苍的委托统治中国、为民造福。作为汉人神祇的化身，皇帝亲自到天坛献上大量祭品，祈求得到神的祝福，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从理论上说，中国皇帝的超人属性意味着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英明而仁慈的。局势一旦恶化，往往被看成是皇帝违背天意所致，因此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较之当代的领袖人物，中国皇帝对皇帝的神性职责更为认真对待。1644年明朝末代皇帝在自缢前向祖先和臣民谢罪：“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12)
将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深受孔子学说的影响，社会划分为儒家学说所规定的各色等级。在这个等级体制中，农民处在第二位，仅次于统治者（“士”），高于工匠（“工”），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那些最无足轻重、对社会贡献最少的商人。最终，当西方的商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地位卑微（按照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马地臣的话说：“商人乃世间的巨擘。”(13)）——遭遇中国的官僚，一场冲突，至少是文化上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由于双方都极度自信，因而几乎同样可以肯定，这场冲突将发展成武装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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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麦尊致义律函，1841年4月21日（Palmerston，privateletter to Charles Elliot21 April1841）。维多利亚女王1841年4月13日函，载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letter of13April1841，Queen Victoria，Letters，vol.I）第261页以下。道光皇帝语，请见佩里瑟尔：《觉醒的中国：1793—1949》（R.Pelissier，The Awakening of China1793—1949），第90页。
(2)《联合国人口统计分析》、《美国政府报告》、香港政府新闻处（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Analyses；USGovernmentreports；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3)本书写于1993年，此处的时间指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来的15年。——译注
(4)贾庆国的论文出色地分析了中国学者在决定“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位学者”问题上的困境。贾庆国：《理智与情感之间》，载罗伯茨：《19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Jia Qing‐kuo，‘Between Sentimentand Reason’，in Roberts，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5)见附录一，1830至1993年的英国历届政府。
(6)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译注
(7)殖民地部文件（Colonial Office（CO）129/3，3June1843），1843年6月3日。
(8)佩雷菲特：《两个文明的冲突：英国对中国的远征，1792—1794》（Peyrefitte，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sations：The British Expeditionto China，1792—4），美国版书名为《停滞的帝国：东西方的首次大冲突》（The Immobile Empire：The First Great Collision of Eastand West），第xx—xxi页。
(9)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Teng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to the West），第2页。
(10)即末代皇帝溥仪。——译注
(11)即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译注
(12)魏斐德：《中华帝国的没落》（Wakeman，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第67页。
(13)马地臣：《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前景》（Ma theson，The Present Position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with China），第3页。
第一章 两个帝国(1)
末代王朝
这幅铜版画反映了早期黄埔港的风貌
19世纪初以来，中国与西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双方的冲突最终爆发，而且以英国割占中国领土告终。然而，香港这个明显毫无吸引力的岛屿为什么偏偏被英国首先选中，个中缘由有待解释。
香港是散布在珠江入海口的数百个岛屿之一。在这些岛屿中，陡峭、多石的香港岛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有名的；1842年英国割占的时候，香港既非人口最稠密，也肯定不是最荒芜的一个岛。早在1000多年前，珠江就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水道之一，但在闭关自守的中国，香港是个不受重视的附属地，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南中国海的气候造就了珠江的重要性，每年4月到10月，西南风如期而至，西来船只易于进入珠江；而11月到来年4月，东北风则使这些船只的回程顺水顺风。对于那些经历过惊涛骇浪的西来船只而言，珠江是他们在中华帝国遇到的第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澳门一度是外国人对华通商的惟一口岸。图为1693年的澳门，葡萄牙人居留地由高墙圈起。
冯·里希曼男爵绘制的珠江河口图
约翰尼·布劳绘制的广东地图，约1655年。
16世纪，第一批来自葡萄牙的欧洲人造访了这个地区，他们在澳门半岛避风处找到一处天然锚地，并获准定居下来。在澳门，没有任何表明中国领土永久割让的迹象。葡萄牙人只能在高墙之内活动，生活必需品每日按需送入。从澳门上溯70英里，就到了当时巨大的商业城市广州。广州是中国通往海洋的门户，也是横亘中国南部达800英里的广东、广西两省（两广）的首府。水网密布的自然地理往往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复杂影响。伦敦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泰晤士河的最低架桥点、泰晤士河河口的顶端，泰晤士河河口在提尔伯里变得狭窄，使伦敦易守难攻。广州的地理位置与伦敦相仿，同样位于容易进入的河口。1864年首次出版的这一水域的《航海指南》指出，这条航道“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河都安全”。在大屿山、南丫岛以及北面的伶仃岛附近，散布着众多避风港湾。不过，除了航行本身有风险之外，这里还有其他的危险：珠江入海口的岛屿，海岸线绵延数百英里，为那些靠捕鱼、海盗和走私为生者提供了庇护所。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目前已很罕见，渔业和走私活动则仍旧颇为兴盛。
从理论上说，珠江像泰晤士河一样易守难攻。珠江航道在澳门上游大约30英里处收窄，宽度只有数百码，进入名为狮子洋的海峡。此处被形象地比喻为老虎的嘴巴，即人所共知的虎门。穿鼻和大角两个炮台俯视着这一段航道，穿鼻距离第二道沙洲不足20英里，穿越海峡的船只始终在两岸的视线之内。由于沙洲的阻碍，海船必须等到涨潮时分才能渡过浅滩，第一道沙洲在黄埔的南面，那里的水更浅，对船只吃水的限制也更大。因此，广州南面约7英里处的黄埔成为一道屏障，足以阻止所有大海船进入。1829年，理查德·阿尔塞吉船长(2)报告说，600吨的船只能够轻易通过黄埔，若是一艘1200吨的船也想通过黄埔，那就不够谨慎了，因为第一道沙洲水最深的时候也不超过25英尺，只有吃水浅的船舶才能抵达广州城。敌方军舰即使敢冒两岸炮台夹击的风险，也多半会陷在黄埔动弹不得，舰上的大炮根本打不到广州，只有舰船上的小艇才能穿过黄埔到达广州。
18世纪初的水墨广州形胜图，原件现藏于斯德哥尔摩德罗特宁哥姆城堡。
爱德华·凯夫与G.柴尔德绘制的广东、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图，1738年。
乾隆统治期间，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努尔哈赤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广东是个奇特的地区，历来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猜疑和蔑视。公元960到1279年统治中国的宋朝诸皇帝，对广州城有大量巫师和魔法师的报告深感忧虑，于是专门发布敕令，禁止用活人祭祀。这种不信任感部分起因于广东地处偏远，它离北京有2000多公里。连绵起伏的山脉使之与中国其他古老都市隔绝开来，很少的几处险要关隘是穿越这些山脉的必经之路。北方人根本听不懂广东当地居民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令人侧目。广东人似乎什么东西都敢吃，甚至吃那些中国烹饪根本无法接受的东西，如蝙蝠、乌龟、生猴脑以及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在导致香港殖民地建立的一连串事件中，广东的这种奇特性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个省份只会给北京政府带来麻烦，说到底是相距太过遥远。8世纪时，广州曾遭到阿拉伯入侵者的劫掠，北京对此处之泰然。尽管北京不大会因为遥远而靠不住的南方发生的事情而烦恼，但如果夷人把战船开到靠近京城的渤海湾——正如他们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皇帝的宫廷就会收到警报。
广州虽然不乏奇异之处，仍被人们视为一个大城市，作为“省城”而在中华帝国境内广为人知。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最终在广州开展贸易之际，一位造访广州的法国旅行者写道：“这个城市比巴黎还大，而且肯定更繁华。街道狭窄，铺着……非常坚硬的大而平的石头，最好的街区很像巴黎圣日耳曼集市的街道……有许多漂亮的广场和宏伟的凯旋门。”(3)与巨大的中心城市广州相比，尽管当时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在贸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过是一个小城镇而已。
在清朝（1644—1911年）的中国地图上，香港要么被略去，要么就无法辨认。1760年出版的一张海图首次标出了香港，但仅仅绘出该岛的西部海岸。之后不久，东印度公司所属“约克”号的乔治·海特船长也绘制了一张海图。这张海图颇多误差，虽然标出了现今维多利亚港的水深，却将锚地错误地标在索罟群岛南端一个毫无遮蔽的地点。这张海图显然很粗糙，但海特船长至少记录下香港保留至今的著名名称。他把他假想的两个岛屿中较大的那一个称作“昂船洲”，又叫“香港”。(4)
如同英帝国的绝大多数领地一样，香港几乎是偶然地获得的。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这是两千年来统治中国的第9个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是伟大的乾隆皇帝(5)（1736—1795年在位，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中国的疆界扩展到有史以来的最大限度）钟爱的孙子，继承了从喀拉昆仑山到大海，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印度支那边境的600万平方英里广袤领土的最高统治权。
皇帝本人不是汉人，而是通古斯人，又称满人或鞑靼人。这个民族来自朝鲜与俄国之间的地区，有着与汉族不同的语言、习俗和传统。皇帝的许多汉族臣民都非常敌视满族统治，恢复汉人王朝的运动此起彼伏。皇帝的祖先生活在满洲，即关外与朝鲜北部的一片地区，紧靠阿穆尔河以及现今的俄罗斯边界。满族人以狩猎和打渔为生，使用驯鹿和独木舟，在适合的季节也栽培农作物，但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非常娴熟的弓马本领。1607年，通古斯贵族努尔哈赤成功地以武力统一满洲，自称大汗。(6)努尔哈赤大肆犒赏投降的杰出汉人、蒙古人和高丽人，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胜利，从而在满洲按照汉人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国家，尽管它仍然保留了满族人的特征。皇帝指挥按照八旗方式组建起来的野战部队，每旗有8000人。首批满族人的本名，如多尔衮、济尔哈朗、莽古尔泰，表明了他们尚未汉化的特征。
1618年，努尔哈赤率领统一的满族国家攻打明朝，1644年攻陷北京。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由满洲的“汉”变为中国皇帝，定年号为“太宗”，把他的王朝定名为“清”。(7)太宗在诏书中异常清楚地确定了满族人的目标：“内修政事，外勤讨伐。”(8)军事始终是清朝的王朝传统，贝勒（清皇室贵族子弟）不但要学习质朴的古典经籍，还要掌握战斗技能，如射箭和骑术。八旗兵是满族的常备军，这是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军队，在整个18世纪都证明自己既能长时间艰苦作战，也能保卫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因此，到下一个世纪，当满族军队在数量上远处劣势的西方军队面前一败涂地时，这个王朝在精神上受到极其巨大、事实上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中国的汉人发现他们的新主人很粗鲁，这种粗鲁也让荷兰商人大吃一惊。他们在北京会晤一位高层满族官员礼部尚书——最神圣传统的捍卫者，这位文官竟然“拿出一块半生的猪肉，旁若无人地吃得津津有味。他看上去不像王公，倒更像是屠夫”。荷兰人还发现满族贵妇同样缺乏汉人的礼节，一位“高贵的鞑靼夫人……非常快活、随便……她拿起使臣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还把他紧身上衣的扣子几乎一直解到腰间”。(9)满族人及时吸收了更多的汉人习俗，但他们确信能够用法律措施来维护自己的个性。
与汉人通婚是明令禁止的，满洲心脏地带严禁汉人涉足，用柳木栅栏划出了界限，禁止汉人移民进入。皇室宗族法庭（译者按，即宗人府）密切监督宗室全体成员的活动，主要是使宗室子弟远离任何实际权力，保证他们获得教育，享有安乐的生活并养成普遍良好的习性。
武举考试。满族人有尚武精神，满族人参加文举考试，都必须先考骑射，合格后才能考文举。乾隆以后，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这种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名存实亡。
1793年出使中国期间，敏锐的马戛尔尼勋爵有机会就近观察汉人和满族人，他写道：“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8到10位君主的更替并没有把莫卧儿人变成印度人。同样，150年时间也不足以让乾隆变成汉人。此时此刻，他依然如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鞑靼人。”(10)清王朝始终牢牢控制着军队，所有军事文书乃至战地命令都是用满文书写，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汉人也看不懂。八旗军这一常备军虽然是由满族人与汉人、蒙古人混编而成，但军中的满族人军饷却要高得多（一名满族骑兵每月饷银7盎司，汉人骑兵为3.3盎司；一名满族人拥有55亩土地，蒙古人有35亩，汉人仅有25亩）。
学者与士绅
新科状元曹鸿勋殿试策。曹鸿勋是光绪二年（1876年）状元。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各地的贡院外都有一堵放榜墙，会试的结果就张贴在放榜墙上。这幅明代绘画描绘了举子正在等待放榜的情景。
清朝在维护宫廷和军队满族特性的同时，明智地利用了当时汉人的管理机制。这种文官管理机制早在7—10世纪统治中国的唐朝就已经初具规模，此后历经王朝更迭而沿袭下来。中国文官体制不同于那些统治者通常来自僧侣、军队或宫廷宠臣的大帝国，在中国体制下，新人的选拔是通过严格的考试。在评估某人的长处时，优雅的道德风范是最重要的，知识倒在其次，而创造性自然受到压制。“八股文”是主要的考试手段，其篇幅大约在360—720个汉字之间，采用散文或韵文，必须有优美的修辞和漂亮的书法。考试文章的主题一成不变，都是取自儒家典籍，要求考生发挥纯粹的儒家正统观念。一名成功候选人要经过三道初步考试，才得以跻身“士绅”的最低层——“生员”，这时他们的平均年龄24岁。由生员达到最高的“进士”则需要再经过10年的寒窗苦读。进士考试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只有少数最优秀的学者才有资格参加。
“进士”的年龄通常在35岁左右，他们考取进士之前，多半已花了不下20年时间在同一个知识领域反反复复地耕耘，因此，成功的候选人往往“变得谦卑柔顺，成为小心翼翼而驯服的朝廷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那些在不间断的激烈竞争中能够过关斩将的人，必定具有达观和坚强的性格，但是，对创造性思维的压制使他们非常缺乏适应新环境所需的应变能力，这一点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19世纪，夷人要求进入天朝帝国，这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新问题。即使像林则徐这样极富才干之人，也只是重复以前形成的反应方式，只能求助于一些陈词滥调。满族官员往往没有汉族学者型督抚那么僵化，更乐于适应环境的变化。
万树园赐宴图。1753年，漠西蒙古杜尔伯特部部长策凌台吉、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率部众3000余户归服清王朝。宫廷画家王致诚所绘制的这幅画，反映了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三策凌的壮观场面。
一旦获得进士头衔，高级职位也就唾手可得了。在考试中失利的其他人就要看运气如何了，但可以争取机会。例如，花钱买官完全合法，不过仅限于比较低级的职位。那些通过中级考试或有财力买一个进阶的人，得以跻身“士绅”或“文人”之列。士绅拥有一些特权，包括有权穿着特殊服饰，蠲免许多法律义务、税收和劳役等。中国的科举考试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至少是所有男性），因此，哪怕是出身最卑微的年轻人，只要具备足够的才学和虔诚，从理论上说都可以通过考试升到文官体制的最高层。在实际情况中，机会偏向那些其家庭能够负担漫长学习期的人，而那些已有一官半职者则可以使家庭的产业更巩固、更持久。这种士绅与官员的紧密联系，确保了人数非常有限的官僚阶级始终能够得到庞大的非官方势力的支持。中国的士绅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与英国各郡的治安法官完全相同，后者协助郡长组织民团，平息地方纠纷，促进公认的道德规范。满族人——他们人数很少，当时仅有200万人——参与这些工作，但更多的是为军队或朝廷效力。他们的民族传统是战斗勇敢，而非文字或行政管理技能，而且他们的处事态度比受过古典教育的汉人更随和、更开放。
和是清代乾隆时的权臣。他广收贿赂，致府库空虚，吏治败坏。其秉政揽权，历来被认为是清代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一看现在的中国版图，就可以发现满族人最持久的一个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与大清帝国确立的疆界基本吻合，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现已独立的蒙古。乾隆皇帝极大地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版图，他在西部边境凭借一系列强有力的征讨，把中国突厥斯坦——今天的新疆自治区——纳入到帝国版图，成功的战争还迫使尼泊尔廓尔喀人、缅甸人以及绝大多数印度支那人奉中国皇帝为君主。事实表明，对新疆征服的开支极其浩繁，维持这一广袤领土也不断消耗着帝国的财政。在其漫长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乾隆可以依靠祖先聚集起来的财富，中国依然享有安定和繁荣。乾隆时期，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到18世纪末约有3亿人，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产量以相同速度增长。
然而，到乾隆的后人登上王位时，由于老皇帝的宠臣和珅的劫掠，国库已十分空虚，新皇帝嘉庆不得不尽可能地削减开支，增加收入。嘉庆是个审慎的人，甚至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还致力于改革和减少开支。尽管如此，他在位期间（1796—1820年）一直麻烦不断：黄河7次决堤，造成饿殍遍野；大规模起义此起彼伏，沿海地区受到海盗洗劫；而西方的夷人——他们已经令人不安地迂回接近了中华帝国边界——正在开始制造新的麻烦。
嘉庆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
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西班牙人，在欧洲历史上以大肆敛财和为儿子进行处心积虑的谋夺而臭名昭著。
谁拥有世界，或者至少拥有尚未引起罗马教皇关注的那部分世界，这个问题本该在1493年5月4—5日就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当然拥有神圣的权力来处置只有异教徒居住的土地。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裁决，把所有已发现的土地均等地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距亚速尔群岛和佛德角群岛西面100里格(11)处贯穿南北极划一条线，线以西的所有土地归西班牙，其余部分归属葡萄牙。这位教皇希望借此约束西班牙，究其原因，他在接连把女儿鲁克丽琪亚许配给两位西班牙人之后，最终把她嫁给了意大利人乔万尼·索尔查。不过，就算曾经有过西班牙与葡萄牙所得土地谁多谁少的问题，到1580年也该解决了。就在这一年，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王室合二为一。
欧洲其他国家并不欢迎教皇的这项安排，尤其是那些信奉新教的国家，但他们在16世纪时无暇旁骛。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的尝试失败后，满足于劫掠西班牙人的领地，捕获西班牙船只；法国则深深陷入国内宗教战争的泥淖；荷兰刚刚挣脱西班牙统治而成长为一个民族国家。到1600年，局势有了变化，至少在英格兰和荷兰是如此，而法国在数年前就开始要求新的领地和对外贸易。欧洲的领土扩张仅限于新世界，英国人集中在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荷兰人则建立起巴西帝国。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业已征服的地区外，美洲的土著居民被殖民者驱逐、融合，乃至彻底消灭。在东方，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帝国各据一方，众多周边国家对日后的殖民者构成了一道强大的屏障。因此，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东方关注的是扩展贸易而非征服。起初，荷兰人投入了更大的精力，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超过50万英镑，而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早两年成立的皇家东印度公司仅有3万英镑资本。17世纪头10年中，荷兰向东方派出了60艘船，而英国仅为17艘。
英国东印度公司徽记。徽记的图案是伯纳德·高林在1698年10月7日设计的，后由英国联合东印度公司采纳。图案下方的拉丁铭文Auspico Regiset Senatus Angliae，意思是“蒙英格兰国王和贵族护佑”。
荷兰东印度公司海上贸易网。荷兰在17世纪建立起庞大的海上商业帝国，因此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这个绰号形象地说明了17世纪的荷兰在商业、海洋和殖民掠夺等方面所拥有的霸权。
1765年，东印度公司与莫卧儿帝国签订条约，一跃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伦敦利登霍尔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1828年）
之后，英国航运业日益兴旺，东印度公司虽然差一点被查理一世的政策毁灭，但经过克伦威尔时代的重组后，已能够在经济上自立。随后，葡萄牙将孟买作为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的结婚礼物，赠予英国王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地位由此得到巩固。这位国王将孟买授予东印度公司，英国首次在东方建立起一个合法而可靠的基地，与葡萄牙和荷兰的据点对峙，并最终再次有可能开展对华贸易。1711年，清朝皇帝牢牢控制了对外贸易并有意放松限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了第一家商馆。
此时，印度次大陆尚未成为欧洲人关注的中心，英、法、葡和丹麦等国商人必须仰仗当地土著王公的友善。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印度的3个中心地区，一个是英国领地孟买，另外两个是向印度王公租借的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德里的莫卧儿皇帝以及至少在名义上臣服于他的土邦王公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特许权，情况看来十分令人满意。但是，两个彼此不相关的因素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莫卧儿帝国在波斯人、阿富汗人和马哈拉塔印度教徒的进攻下，令人吃惊地迅速崩溃了，印度北部出现了权力真空；另一个因素是英法两国在1740—1758年间卷入了第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争。
结果，凭借一些惊人的冒险，皇家东印度公司不仅彻底控制了印度最富庶的省份孟加拉，还成为无可争议的欧洲贸易强权。由于控制了“迪万”（收税官），东印度公司有权征收孟加拉以前上缴莫卧儿皇帝的全部税收。有人评论说，东印度公司“心不在焉地获得了一个帝国”。东印度公司摇身一变，在孟加拉有效行使以前由印度君主拥有的一切权力。一个区区的贸易公司竟然能够对超过1000万臣民行使统治权，并且掌握了颇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公司董事们为了自身利益，竭尽所能地反对一些印度王公瓜分业已分崩离析的莫卧儿帝国。事实表明，这是一项花费浩大的事业，东印度公司股息受到影响，几乎面临破产，英国政府不得不介入给予扶持。
这幅当时的漫画反映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势力。大象代表东印度公司，大象身上是印度的各个富庶地区，捆住大象的前后两根桩子分别是公司监督委员会和英国下院。
18世纪中叶，饮茶已经成为英国人全民性的嗜好，这幅当时的绘画反映了一个大家庭一起品茶的情景。
直到1832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出产茶叶，茶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图为18世纪中国茶叶作坊。
英国政府之所以要扶持东印度公司，乃是出于急迫的经济考虑。印度商人和持股人不仅是政党赞助资金的丰富源泉——这是18世纪英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的——而且直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活动。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不仅为公司提供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使英国人养成了喝茶的嗜好。彼得·蒙地可能是第一位喝过这种饮料的英国人，他对这种饮料并没有太深的印象，“这种叫做‘茶’的饮料……只是把水与一种香草一道煮开，而且必须趁热喝，据说有益健康”。(12)不过，蒙地的后人很快养成了喝茶的习惯。1664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有20磅零20盎司，1783年时，已经上升到2600多吨。这仅是合法运抵英国的茶叶，为逃避对茶叶征收的高额关税，还有大量走私茶叶（据说茶叶走私量是合法进口量的3倍）。即便如此，即使在茶叶税率大幅下调以后，来自茶叶的收入仍然占到当时英国政府总收入的10%左右。当时，不论合法进口还是走私贩运，茶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州，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地方还没有开始种植这种“不可或缺的茶”。直到1832年，阿萨姆才开始种植茶叶。因此这种对英国如此重要的贸易必须得到保护，东印度公司似乎无法做到这一点。
描绘广州农民加工和交易茶叶的铜版画
1772年，东印度公司陷入了可怕的困境。由于公司的交易量大大超出正常额度，甚至超过了银行业务的极限，无法偿还到期的英格兰银行和关税及国内货物税税务局的债务。之后发生的事情在商业史上可谓破天荒的头一遭：如果你负债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别人将被迫帮你摆脱困境。诺思勋爵政府别无选择，只得为公司提供140万英镑政府贷款。作为这笔现款的回报，政府坚持通过了《调控法案》（1773年），加强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控制。
对此，英国国会反应强烈，连续两届政府都因印度改革问题垮台。直到小威廉·皮特为捍卫其政策赢得一次大选，并最终通过《印度法案》（1784年），才确立了未来的印度管理模式。按照这一法律，皇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由持股者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仍掌握贸易管辖权和所有政治、军事职位的任免权（英国政府有否决权），政府则掌握“指令公司职员应谋求的政治目标，以及将不服从指令者撤职的权力”，政府所属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负责制定公司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日后成为内阁成员。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必须定期续订，下一次审查预定时间为1793年。正是1833年第三次审查期间发生的事件，导致了第一次对华战争和香港的割让。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东印度公司掌握了足以与当时最大的欧洲国家相匹敌的权力，统治的地域和人口大大超过英国政府本身。
乔治·康沃利斯是首位印度总督，他有效地建立起现代印度的各项体制。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投降。
印度总督韦尔斯利
1760年的广州商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广州设有商馆。
19世纪中叶，丹麦帆船在广州。
巴麦尊是19世纪英国政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对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政治和对外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即使说得婉转些，一家商业合股公司被授予足以与当时最大的欧洲国家相匹敌的权力，仍算得上是一桩怪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奉行实用主义——即对既成事实的默认，要做的只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对所提供资金的担忧。印度统治者手中掌握了如此多的肥缺，不论是否乐于用这些职位酬答自己的忠实支持者，任何一届英国政府都不愿意轻易错过这些职位，让反对党在卷土重来时占便宜。监督委员会首任主席亨利·邓达斯承认：“凡是对这个国家的利益及其宪政自由寄予厚望的人，都会清醒地不希望看到委任权集中到某一届政府的手中。”(13)
根据1784年的《印度法案》，印度的权力集中在英国政府派驻的印度总督手中，印度总督由王室任命，驻扎在加尔各答，另有两名总督负责管理马德拉斯和孟买辖区。乔治·康沃利斯勋爵（1786—1794年）是新法案通过后任命的第一位印度总督，他有效地建立起现代印度的各项体制。他在任期间，孟加拉建立了文官制度、法律和司法体系，并对商人与行政官员做了明确区分，行政官员支取薪水但禁止从事贸易——这是他们前辈的生财之道，他们“懈怠的习惯”也得到了纠正。孟加拉成为印度最现代、最强大的一个邦，而其他数十个土邦依然为争夺领地和霸权纷争不已。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未受触动，与从前王公统治时期没有什么两样。在信奉印度教的孟加拉人看来，说伊斯兰—波斯语的莫卧儿人比英国人更像外国人，办事效率更低。
康沃利斯——1781年时在约克镇率英国军队向美国人投降——富有教养、讨人喜欢。他身为骁勇善战的将军，却立誓不发动侵略。1797年威灵顿公爵的兄长韦尔斯利勋爵上任后，推行截然相反的政策。结果，在此后20年里，仍是一个贸易公司的东印度公司把印度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入自己的统治版图，尽管公司本身服从英国政府的管辖。
1793年，英国下院的注意力集中于刚刚爆发的对法战争，没有多大波折便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审查。东印度公司依旧掌握贸易垄断权，在其他方面则受到很大冲击。任何一个英国臣民，当然也包括印度人在内，都可以从印度与英国本土之外的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港脚贸易”，贸易往来的船只大半是在东方制造，称作“港脚船”。港脚商人需持有东印度公司颁发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并无限制，大量发放。境外违禁贸易日益兴盛，其他国家的国民也参与了这种贸易，这引起英属印度政府的严重关注。据估计，这种贸易每年运送商品约为1万吨左右，在贸易总额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印度的开支日益增加，韦尔斯利勋爵推行的扩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连串战争，带来了惊人的开支，公司的政治预算（这项预算涉及行政事务，商业事务是单独计算的）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英国为反对拿破仑的艰苦斗争提供财政援助，已经掏空了财政部，英国本土市场对来自印度的产品需求暴跌。
1799年，英国本土从印度进口的商品利润持续下降，1809年出现赤字，及至1824年，生丝进口完全中断。惟有对华贸易仍然保持赢利，这多亏英国人对茶叶永不满足的渴求。东印度公司掌握的对华贸易垄断经营权，不但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中国人坚持所有贸易必须在严格监督下限于广州一地进行，也维护了公司的垄断地位。
1815年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后，英国政府并未关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审查之类的事情。英国不仅已经走出了丧失北美殖民地中人口最稠密部分的混乱，还攫取了不少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前法国和荷兰领地。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快在国内恢复原有秩序，对任何可能导致变革的事物疑虑重重。托利党已经连续执政15年，党内年轻人得势之后，整个党的立场逐渐趋向开明。罗伯特·皮尔、乔治·坎宁、威廉·赫斯基森等政治家在大多数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与在野的辉格党人没有什么两样，人们认为这些观点本应由欧洲大陆国家政府提出来。就个人而言，辉格党领袖的贵族气比托利党对手有过之而无不及。双方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分歧异常尖锐，强行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辉格党领袖格雷勋爵是个拥有大片土地的伯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论从地位上还是天性上来说，都是一名贵族”。他的内阁只有4名成员没有同他一道进入上院（贵族院），所有阁员都是富有的地主。他们的姓氏之前也都冠有形形色色的贵族头衔，惟一的例外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查理·格兰特，他当时是庶民身份（就连他也很快当上了贵族，成为格伦额尔勋爵）。
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面对的压力不同。辉格党人更愿意倾听爱尔兰人的不满，也总是得到大多数爱尔兰议员的支持。托利党人历来关注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被奉为国教的圣公会，坚定地维护他们认为属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辉格党更多受到日益重要而富裕的商人和工厂主的影响，虽然党的首脑人物与托利党人关注相同的事物。辉格党通过的《改革法案》与其说扩大了选举权，不如说是将权力从乡村转移到新兴工业市镇。辉格党大臣也许不会宴请兰开夏的工厂主，但他们明白这些工厂主的经济实力及其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托利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辉格党人愿意倾听工厂主、贸易商和商人的呼声，这一事实将对中国的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
倾听并不意味着对个人的尊重。C.H.菲利浦斯在关于东印度公司历史的著作中指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统治阶级在赞扬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的同时，往往指责公司董事会，这大概是因为后者与商业和从印度回来的暴发户关系密切之故。”那些贵族政客，不论他们身为辉格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看成是“引车卖浆者流”、“心胸狭窄之人”、“可鄙的应声虫”。(14)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也都不鼓励殖民扩张。实际上，辉格党政府要员完全准备摆脱那些看起来已成为累赘的殖民领地，其中，加拿大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地方。殖民地居民也总是惹麻烦，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发动了一场反对解放奴隶、捍卫旧制度的战斗，他们成功地争取到2000万英镑的巨额赔款，几乎相当于英国政府一年的开支。澳大利亚日益流露出对流放殖民地地位的强烈不满，那里的自由定居者不断要求获得超出他们在宗主国时所能期待的政治权利。南非的布尔人历来桀骜不驯，时常造反。
印度是个特例，是英国人自豪与忧虑相交织的源泉。但是，不论印度还是殖民地事务，都只有特定人群才会关注。议会举行有关辩论，参加者寥寥无几。倘若发生激烈战事，尚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否则公众舆论不愿谈论令人厌恶的殖民地（例如，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政治小说几乎只字未提殖民地事务）。
英国对华态度除受到各种不同观点的影响外，有一个人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施加了最重大的影响。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固执己见、敢于冒险、极为保守的自由党人巴麦尊勋爵亨利·坦普尔，一直支配着英国外交政策。巴麦尊1807年以托利党人身份直接从剑桥当上了海军大臣，首次掌握实权是1830年出任格雷勋爵辉格党政府外交大臣。即便巴麦尊不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他任职时间之长，也足以使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1830到1865年正是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巅峰时期，在这段时期，除了极少数年份外，巴麦尊始终在外交大臣、内政大臣、首相等英国政府的最高职位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幸的航程
17世纪，中国正处于明朝末年，英中两个帝国就有了第一次接触。当时，富有的伦敦商人威廉·科提恩爵士事实上占据了巴巴多斯，他劝说国王查理一世批准一项对华贸易计划，如有可能，再开辟通往“美洲腹地加利福尼亚”的东北航线。科提恩原本希望这项计划能得到葡萄牙人的赞助，后者是英国古老的同盟者，也是欧洲惟一与中国保持有限贸易往来的国家。在干劲十足的约克郡人约翰·威忒上校的率领下，科提恩远征队于1637年6月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居留地澳门。
英国在印度建立第一个居留地
威忒船队在澳门受到葡萄牙人彬彬有礼的接待，却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事实上，葡萄牙人并不想让英国人插手对华贸易，他们确信中国广州当局一定会让英国人吃闭门羹。威忒威吓当地人，还试图以武力威胁，从而导致事态恶化。6名英国商人被中国人羁押在广州，他们受到公道的良好待遇，但直到威忒正式同意离去之后才被释放。友好的中国海军将领宋平（音译）向一位不速之客纳撒尼尔·芒特尼表示：“他很遗憾无法提供帮助，事情很简单，葡萄牙人把他们全都收买了。”(15)
最后，威忒这次“不幸而奢华的航程”返航时，装载了600吨他所期望的各种货物，主要是糖（“非常上乘，闻起来味道像玫瑰”），还有一些丁香、生姜、黄金和瓷器。若要确保贸易往来继续下去，必须有长期的不懈谈判和细心、准确、充足的贿赂，倘若欺骗手腕太差劲，就应该有小题大做的本事，而且最终应该与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达成妥协。要达到这一目的，离中国有半个地球之遥的英国鞭长莫及，英国人必须拥有靠近中国的稳固而便利的基地，这种长期努力方能奏效。东印度公司即使有意与竞争对手合作，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直到1640年，他们才在印度建立第一个居留地圣乔治堡（马德拉斯），而且这个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始终未能稳定下来。
当时，中国人也未能从长远着想。与境外夷人的贸易政策已不可能改变，剧烈的王朝更迭以及种种先兆预示的社会动乱近在眼前，反叛席卷各个省份，四川和中华帝国古老的心脏地带河南、陕西接连落入满族人之手。威忒离开4年之后，明朝末代皇帝在北京自缢。清朝为确立对全国的统治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满族人的征服在许多年内使贸易发展前景化为泡影。苏拉特的东印度公司代理商报告说：“鞑靼人侵占和蹂躏了所有内陆省份，他们没有在征服地区建立政权……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贸易已经绝迹。他们是贸易之敌，导致中国沿海的众多岛屿人口减少，海上8里格范围内没有任何贸易的迹象。”(16)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商馆
1711年，东印度公司获准在广州建立商馆，从此无需再看葡萄牙人的脸色行事。
澳门在17世纪曾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因为1639年以后日本闭关锁国，澳门对日贸易一落千丈。1759年，有人认为“大多数为混血儿”的澳门居民，“被中国人像奴隶一样看管”。(17)18世纪末，马戛尔尼勋爵对他们的评价也没有多少恭维的意思：“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葡萄牙人……作为一个民族，久已意志消沉、了无生气。”(18)靠近广州的地理位置是澳门惟一的优势，满族皇帝把对外贸易重新组织起来，广州很快就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惟一渠道。1685到1752年间，皇帝发布了一系列上谕，明确划定了对外贸易的范围，商人只能前往广州（在早先年代里，一些商人还获准前往宁波或其他一两个港口，不过广州始终是最重要的口岸，之后又成为惟一的中心），进贡的外国使团必须到北京觐见，否则任何外国人不得进入首都（俄国人除外，他们来自陆路，但同样遭到怀疑的审视）。
1742年1月17日粤海关发给“歌德堡”号的船牌
据估计，1834年，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拥有资产2600万银两，不仅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也是当时世界罕有的巨富。
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广州不但是现代贸易市集的中心，也是中国商品的出口通道。洋人对糖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因为已有了较近的替代产地，英国最重要的糖产地竟然是威廉·科提恩的巴巴多斯岛。但是，丝绸、紫花布、陶瓷、纸张以及大黄（主治便秘）等药材和香料仍然主要靠中国供应。中国从英国的进口发展缓慢，支付手段依然像威忒时代一样完全使用现金。买卖交易受到严格控制，私人商行被禁止，交易货物种类十分有限，交易要由授权的人员在指定季节进行，同时必须遵守各种五花八门的规矩。进出口贸易的管理由设立于11世纪的“粤海关监督”负责。广东人称“粤海关府”为“户部”，户部属中级官僚，其职权范围日后有所改变和扩大。这一职位历来由满族人把持，任期3年。户部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中华帝国最高官僚之一的两广总督，甚至位列广州知府之后。但是，总督与知府等杰出的绅士通常是传统的汉人学者型官僚，他们薪俸有限（按照现代计算方法，知府的正式俸禄与他们获得的——客气地说是不合法的——其他收入的比例为7%对93%）。因此，他们的安逸生活有赖于户部的搜刮。要获得这一职务，需花费大量金钱，因此，户部热衷于大肆搜刮。任职头一年必须捞回购买官职的花销，第二年则是为满足上司索取的“规礼”而搜刮，只有第三年的收入才可以装入自己腰包。(19)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海关税是逐一登记的，但现实中总是收得越多越好，上缴北京越少越好。
户部的保护伞之下，是商人行会组织“公行”。公行的组织越来越严密，成为“他（户部）管理对外贸易的工具，其严密程度……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以来无出其右者”。(20)洋人贸易必须通过公行商人，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必须通过行商进行贸易，只有行商才能为入港船只和水手提供担保，并负责满足船长和船东的各项要求，保证水手举止适宜。这些公行商人的基本地位取决于他们在中国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每一个“行”或商号的首领都被授予最低的九品官阶，还有权在姓氏之后加上表示尊敬的字眼“××官”，实际上这种头衔有时候是高价买来的。为了巨额贸易和垄断地位，公行商号要承担很大责任。最终，公行商人“不仅决定价格，出售货物，保证纳税，约束外国人，与外国人谈判，控制走私，出租房屋，还不得不管理银号业务，充当翻译，赞助民团和教育机构，给大大小小的官员呈上五花八门的礼物和捐赠”。(21)
19世纪，一些行商确实非常富有。浩官(22)是当时最著名的行商，估计其净资产达2600万元之巨，这笔财富足以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过，正如老话所说，机会越多，风险也越大，其他行商不论在买卖上还是官方影响上大多境遇不佳。行商一旦经营失败，往往会破产，经常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他们很可能被流放到遥远而艰苦的地方，有的人宁死也不愿面对这种结局。
洋商同样受到严格管制，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监督下组成了相当严密的商人团体，他们对此大概并没有什么不情愿。“港脚商人”可以在印度与其他东方口岸之间贸易往来，东印度公司掌握了贸易专营权，禁止所有其他英国船只驶往东方。英国的海上力量正在崛起，确保了荷兰、西班牙、瑞典以及日后的美国承认东印度公司的霸权。法国极力想从东方贸易中分一杯羹，但法国印度公司（它在布列塔尼海岸拥有一个新城市洛里昂作为基地）在中国从未有过上佳表现。在广州贸易体制中，洋人在外交代表方面没有遇到多大问题，东印度公司职员充当了领事角色，代表外国侨民与中国人交涉。一位船长与行商交易时，公司代表就承担起较为重要的职责。公司代表也逐渐正式组成“管货人特派委员会”，通称“特派委员会”，由一名主席总负其责。(23)“大班”脱胎于“管货人”——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大班始终是管货人——他们代表货主出售货物赚取利润，购买所能找到的回程货物。早先，大班只是受托完成一个航次的贸易，就像船上的船员那样。但随着贸易日渐定期，大班也越来越多地常驻澳门和广州。
1830年前后的茂官
特派委员会信函
1794年广州贸易商业函件
19世纪广州商馆
外国侨民与清朝官员交往时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彼此抱有不同的正义观，而且两种正义观水火不容。1784年著名的“休斯女士”号案件，清楚表明了这两种正义观的冲突。当时，一位倒霉的炮手在鸣放礼炮时意外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中国人坚持要这名水手偿命。为了强调他们的要求，中国人还绑架了一名船员。特派委员会认为这名炮手会受到公正审理和宽大处理，指示船长交出被指控者。船长照办了，还给特派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感人的信：“恳请尊敬的史密斯照看这位老人，您最好为这位老人的案子与浩官联络一下，我希望中国人不要伤害这可怜的老人，因为那件事完全是一桩不幸的意外。”(24)这个期望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中国法律规定，造成意外死亡的当事人可以减刑。1722年发生的一桩意外事故就是以交付2000两白银平息的。但是，这一次船长的希望落空了，不幸的炮手被秘密处死，大班则收到中国总督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指责他们没有在案发当时就交出人犯。“治外法权”，即外国人由他们自己而非当地法律进行审讯的权力，成为日后不断引发冲突的核心问题，包括1840—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
类似的严重事件并不多见，双方的共同点和克制避免了很多纠纷，因为双方避免冲突以及合作的态度源自一个相同的压力：冲突可能导致双方都有利可图的贸易终止，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危急局面。1727年，大班威胁要放弃广州，把他们的生意沿海岸转移到厦门港，清朝官员立即同意了争论中的问题。其他的束缚尽管令人不快，仍在英国人的容忍限度之内。按照朝廷的规定，广州贸易只准在夏季进行，季末之前必须结束一切交易，清算全部债务，洋人一律离开广州，要么回国，要么与葡萄牙人一道在澳门过冬。洋人的活动范围仅限广州城外不大的一块濒水区域，这个地方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国“商馆”（“factory”这个词源自葡萄牙语的feitoria，意思是代理商或经纪人的场馆），每一个国家的商人均拥有各自的商馆。英国商馆自然是其中最大的。商馆不仅有货栈——货物到岸和出售前的存放处——和账房，也有牛津剑桥两校的社团，为数不多的英国人生活其间，此外还有一些中国仆役。中国当局希望避免可能发生的骚乱，严格限制外国人前往商馆区之外的地方；广州老百姓素来以敌视和怀疑外国人而闻名。出于同样的原因，朝廷严令禁止外国人做出一些招摇的行为，如乘坐轿子（这是中国高官的特权），最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禁止外国妇女进入商馆区。
像世上其他地方一样，在广州，私底下的默契缓和了公开的管制。只要特派委员会不挑起无谓的争端，中国人愿意对细微的冒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回国之前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赚钱，因此愿意接受各种管制。他们每年只在广州待几个月时间，澳门可以在贸易间歇期提供住家的舒适条件，尽管在18世纪上半叶，由于交通不便，妻子和家庭没有冒险航行来到东方。倘若鸿运临头，来到广东的外国商人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聚集起可观的财富，足以保证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而这种机遇在18世纪的印度早已荡然无存。同时，广东洋行的薪水很丰厚，而且只要东印度公司仍掌握对华贸易专营权，公司商船提供的免费货运舱位就始终是一项宝贵的特权。
在整个18世纪和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不时发生一些不幸事件，广州贸易体制运转良好，研究英国对华贸易的历史学家米切尔·格林堡写道：“行商的诚实和商业上的诚笃，已经成为相距遥远的伦敦城街巷和孟买商业区的话柄。”(25)一位美国商人称赞说：“与被指派同我们进行贸易的中国人交易十分便利，他们的诚实众所周知，加上在此地商业交往中人身和财产绝对安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当局能够更为警醒地照管好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习俗和成见与外国人截然不同的人群之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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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坊间很难找到一本令人满意的中国简史。北京出版的史著（如白寿彝和翦伯赞的著作）当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英国历史的认识微不足道。罗津斯基（Rodzinski）的两卷本和一卷本中国史同样有点偏重于前殖民地时期的中国历史，从实用角度来看，它们比中国出版的历史著述要好得多。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兴起》（Hsü：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和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Jonathan Spence：The Searchfor Modern China）都很出色，魏斐德所著《中华帝国的衰落》（F.Wakeman：Fall of Imperial China）篇幅较短，亦属上佳之作。宏观论述清帝国的最佳著作是魏斐德的《洪业》（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Scienceand Civilizationin China）的第一卷有一份出色的提纲，这部巨著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宏观把握令人难以企及。篇幅同样浩大的还有《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相关各卷的主编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关于广州贸易的文献很丰富，格林伯格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简明而权威地论述了1842年前的广州贸易，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John King 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on the China Coast）考察了直到1852年的广州贸易。所有史学家都依赖的两位重要人物是费正清和马士（Morse），前者是最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之一。科利斯的《外交泥淖》（Maurice Collis：Foreign Mud），彼得·费伊的《鸦片战争》（Peter Fay：Opium War），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巨龙苏醒》（Christopher Hibbert：The Dragon Wakes），也都是涉及广州贸易的优秀著作。菲利浦斯（C.H.Philips）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著作已是经典，约翰·凯伊的《东印度公司》（John Keay：The Honourable Company）则是有益的补充，但未涉及广州贸易。杰克·格雷的《反叛与革命》（Jack Gray：Rebellionsand Revolution）颇有见地地分析了英国的对华态度。
(2)见《蓝皮书》1840年第8卷，《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1829年11月21日（See Blue Book，1840，vol.viii，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inutes，21November1829）。
(3)Receuildes Lettres Edifantesdes Missionaires Jesuites，1702.早期的欧洲游客误把省份的名称Canton当成了城市名，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晚近，广州才有了合适的音译名称——Guangzhou。
(4)塔尔博，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H.D.Talbot，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HKBRAS）），1970年第10卷，“Hong Kong正式的名称是Xianggang，这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与粤语的发音大不相同。”
(5)虽然乾隆于1796年退位，但实际上他在1799年去世前一直把持着朝政。
(6)原文如此。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年号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译注
(7)原文如此。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称皇帝，年号崇德。太宗是皇太极的庙号。——译注
(8)引自迈克尔：《满族统治的起源》（Michael，Origins of Manchu Rule），第106页。中国皇帝登基后，即放弃他们本人的姓氏，采用他们的王朝的名称；因此，皇太极就称作太宗或太宗皇帝，纪年则从他即位的那一年开始算起（译者按：太宗是皇太极的庙号）。
(9)约翰·涅夫霍夫（John Nievh off），引自科利斯：《大内》（Collis，The Great Within），第110、119页。
(10)克兰默－宾：《出使中国》（Cranmer‐Byng，Embassyto China），第237页。
(11)长度单位，1里格约为3英里。——译注
(12)《彼得·蒙地日记》，1637年7月10日（Journalentry，10July1637，Peter Mundy’s Journal，editedby R.C.Temple（Hakluyt Society）。这是一部有趣的17世纪旅行记录。关于茶叶贸易的有趣记录，请见霍布泰斯：《变革的种子》（Hobhouse，Seeds of Change）。
(13)菲利浦斯：《东印度公司》（Philips，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73页。
(14)菲利浦斯：《东印度公司》（Philips，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308页。
(15)彼得·蒙地生动地记述了这次远征，他抱怨说：“对于我们的计划、生活、航行和货物来说，这六个月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不幸，面临种种困扰、危险和可诅咒之事，我们的委托人和大量金钱都困在广州。”（第300页）。
(1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to China（Chronicles））第一卷，第32页。
(17)《布鲁斯地形词典》“澳门”条（Brice’s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Macao’）。
(18)克兰默－宾，前引书，第211页。
(1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Int.Rel.））第一卷第34页。英国人把中华帝国各省份的最高长官称作“Governor”；有一些“姊妹”省份，如广东/广西（两广），由更高级的官员掌管，通常称作“Governor‐General”或“Viceroy”。
(20)马士：《中国的行会》（Morse，Guilds of China），第17页。
(21)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Fairbank，Tradeand Diplomacyon the China Coast），第51页。
(22)行商除了本名与行名外，还有一个对外通商的商名，商名一般通称某官，一则系一种尊称，且一般行商大多捐有官职。自道光十三年至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公行总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他的商名即为伍浩官，在外国文献中，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即“浩官”。——译注
(23)“管货人委员会”当时在广州被称为“公班衙”。“大班”（supercargo）一词来自“管货人”（Supra Cargo）。“管货人委员会”也译作“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译注
(24)马士：《编年史》（Morse，Chronicles）第二卷，第104页。
(25)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Greenberg，British Trade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第61—62页。
(26)亨特：《广州番鬼录》（Hunter，The Fan‐kwaein Canton），第26、40页。
第二章 鸦片生意(1)
使人快乐的植物
马戛尔尼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特使
小斯当东觐见乾隆
乔治三世为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乔治三世致乾隆的书函，称：“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我们之间永远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我们会极为愉快。”
英属印度政府开支节节上升，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东印度公司急于开拓英国出口商品市场，不满中国官吏的敲诈勒索。凡此种种因素，使得东印度公司希望摆脱广州贸易的诸般限制。为此必须进行外交接触，这种接触当然是沿用从前与俄国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谈判时屡试不爽的方法。
1793年，第一个英国使团抵达北京，使团首领是前马德拉斯总督乔治·马戛尔尼勋爵。马戛尔尼使团计划周密、幕僚众多，乘坐的又是一艘配备64门大炮的军舰——所有这些都旨在明确展示英国的实力和财富，最后却落得空手而归，其失败完全是由于双方之间的误解造成的。
老皇帝乾隆准备摆出友善的姿态来接待蛮夷的这次觐见。考虑到夷人奇特的成见，他还破例做了一些通融。不过，乾隆压根没打算变更看起来运转十分正常的制度。马戛尔尼善于交际、多才多艺、令人愉快，是大使的理想人选。早先他曾率领一个外交使团成功地访问过俄国，与那位难对付的叶卡捷琳娜相处融洽。但他无法打动乾隆的心。(2)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谈到高兴之处，乾隆解下腰间佩戴的荷包和翡翠，赐给了小斯当东，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英国人要求放松贸易管制，这一点甚至未被考虑，乾隆皇帝根本不相信一个蛮夷国度的小君所提的这些请求是严肃的。在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乾隆指责马戛尔尼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夷人的诸多无礼要求中，最令人反感的要算英国人打算获得一小块中国的地产。马戛尔尼受命要求获得“舟山附近一座不设防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供应船只”。尽管从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善罢甘休。
马戛尔尼使团的实际成果在于激发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丰富了有关中国的知识。两名使团成员，日后以海军大臣扬名的约翰·巴罗以及乔治·斯当东爵士，公开发表了详尽的报告，“中华帝国的壮丽和辽阔”深深打动了英国人（乔治爵士10岁的儿子托马斯随父来到中国，现存北京历史档案馆的案卷上留下了他吃力地写下的汉字）。(3)中华帝国决意继续完全无视其疆域之外的世界，乾隆皇帝在由马戛尔尼转交乔治三世的彬彬有礼的回绝信函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乾隆称道乔治三世的“恭顺之诚”，但其所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4)马戛尔尼勋爵在日记中对中国做出了一个准确的贬抑性评价：
中华帝国如同一艘年代久远、摇晃不定的一流军舰，侥幸出现的一批干练而警觉的官员，已经设法使之漂浮了150余年，并以其庞大的躯体和外观慑服了四邻。然而，一旦某个无能之辈碰巧控制了甲板，这艘战舰的纪律和安全也就不复存在。她或许不会立即沉没，其残骸也许会随波逐流，结果被撞成碎片冲到岸上，但她再也无法回复旧观了。
正当马戛尔尼逗留北京之际，局势有了新发展。英国在孟加拉的新政府正孜孜以求地扩大东印度公司不断增加的收入，意识到当地农夫种植的一种有用药材——罂粟，才是最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孟加拉政府高效地组织种植罂粟、提炼鸦片，上等优质鸦片陆续运抵加尔各答拍卖场，英国人终于有了一种可以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茶叶的货物。
乔治·斯当东爵士是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担任马戛尔尼使团的秘书。
鸦片罂粟是两年生草本植物，其花色艳丽，有红、粉红、紫、白等多种颜色。初夏罂粟花落，约半个月后果实接近完全成熟之时，用刀将罂粟果皮划破，渗出的乳白色汁液经自然风干凝聚成黏稠的膏状物，颜色也从乳白色变成深棕色，这些膏状物用烟刀刮下来就是生鸦片。
鸦片是一种有史可稽的最古老、记载最完备的麻醉剂。(5)4000年前的苏美尔人把罂粟称作“使人快乐的植物”；公元前1600年，埃及人就描述过鸦片，米诺斯人信奉一位罂粟女神，荷马也知道这种忘忧药。罗马人在给药物分类时，把鸦片列为主要的催眠剂。尼禄手下的军队外科医生狄奥斯科里德斯在《药物学》一书中提到过鸦片；伽林——他一手确立的西方药物学及心理学模式一直沿用到17世纪——也借重鸦片的药用功能；哈马丹的阿维森纳，在药物学知识方面比欧洲的医生和哲学家领先数个世纪，被认为是因服用鸦片过量死于1039年。14世纪英国医生约翰·阿登留下了所开处方的详细记录，这些处方表明，他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鸦片，他用某种鸦片合剂让病人“入睡而无任何疼痛感”。鸦片主要用作催眠剂，通过睡眠来促进身体自然康复。
版画《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
在18世纪，英国人对鸦片并无非难之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酒精始终是大众心目中的恶魔。当时，英国社会正处于贺加斯所描绘的“杜松子酒巷”(6)——“一个便士喝醉，两个便士烂醉”——的时代。另一方面，就连皇家技术学会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机构也在扶持鸦片培植，协会奖励在英国成功培植这种药材的人50几尼(7)或一枚金质奖牌。很自然，获奖者大多为医生。伯明翰的克罗利医生在11英亩土地上收获的鸦片超过10英石(8)。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豪森医生和外科医生杨格先生因在苏格兰成功生产出鸦片而获得金质奖章。杨格先生获得了每英亩117英镑6先令的可观利润，如此丰厚的利润是栽培任何其他作物难以企及的。(9)鸦片不但可以从罂粟中提取，也可从普通白色植物和花园里的红色植物提取，杨格先生甚至从莴苣中提炼出大量鸦片。既然在荒凉的英国北部都能取得如此成效，在土地肥沃的孟加拉，鸦片生产的繁盛状况可想而知。日后的事实表明，借助孟加拉邦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生产出远远超过现有市场销量的高纯度鸦片。
英国散文大家德·昆西
嘉庆皇帝发给两广总督的禁烟谕旨
可以肯定，鸦片有稳定的药用需求，因为溶解在酒精中的鸦片——鸦片酊是一种适用多种症状的首选药，不但被用作催眠剂，还可以用作退烧药。鸦片还被人们——最著名的是德·昆西和柯勒律治——当如今所称的游戏性毒品，穷人则普遍把它用作镇静剂，或是用来替代酒精。直到20世纪，鸦片在英国始终是合法的，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惟一管制最松的药物。因此，毫不奇怪，英印当局认为生产和贩卖鸦片并非不可饶恕的道德邪恶，决意扩大鸦片生产，并把鸦片作为公司的专卖品。
中国是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因为吸食鸦片，有时是与烟草混合着吸，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17世纪初，中国就颁布过针对鸦片和烟草的法律，但烟草受到的谴责更为严厉。在整个18世纪，药用鸦片在中国始终是合法的，鸦片也定期进口并缴纳关税，而在17世纪30年代，对出售烟草者的惩罚是斩首。这些禁令始终难以贯彻执行，直到1729年，皇帝颁布诏书，痛斥年轻人沉溺于鸦片的恶习。至少东印度公司是严肃对待这道诏书的，由于夹带鸦片的船只将遭到没收船只和货物的处罚，东印度公司向属下船长发出指示：“不论发生何种情形，你们既不能支持、也不应允许在开往中国的船上搭载此类货物，当你们遇险时不得报出本公司的名号。”(10)在其他地区，这道诏书多半被忽视了，鸦片消费量仍然相当大。18世纪70年代，一位法国游客注意到，中国人突然染上了“对这种麻醉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嗜好”。(11)
东印度公司在1781年组织鸦片生产后，仍避免直接将鸦片船运到中国。公司在加尔各答市场把鸦片出售给投机商，投机商再船运到广州，通过私人“港脚”商人销售。东印度公司凭借这种方式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否认与运抵中国的鸦片有任何关系。1781年之前，港脚船每年从印度运入1000箱鸦片（每箱约重135—160磅），1781—1790年的9年间，年进口量超过4000箱。增长幅度如此之大，足以引起警惕。朝廷随后颁布了一道法令，彻底禁止鸦片进口。此后，鸦片贸易转入地下，成为非法的走私贸易。这只是表面现象，“人们在内心里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它们（禁烟法令）付诸实施，它们的诸般限制所起的惟一作用，是为这种贸易披上了一层合宜的外衣……对合法贸易征收的违规税费本来就十分苛重，若是除了讨好（官员）之外，还必须为获得默许而出钱的话，税费就显得愈发重了，税款由官吏、户部、总督、巡抚、布政使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大批人瓜分”。(12)
禁烟令颁布前后惟一显而易见的区别，就是鸦片不能公开在广州销售，而是转到停泊在黄埔的船上交易。广州特派委员会继续掩耳盗铃：“据信明智的做法是避免（与英国私商）公开联系，而只是通知这些商人……我们不认为他们将这种‘货物’带入市场有什么不妥。”（鸦片委员会，1804年）之后的30年之内，鸦片销售量一直保持平稳，人们也没有认为鸦片收入对英属印度具有什么重大意义。英国政府发给马戛尔尼勋爵的指示中有一项承诺，如果中国人坚持，英国可以放弃鸦片贸易，“鸦片收入对印度有益，但与之相比，（英国）更希望获得对华贸易的独占地位”。(13)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1：分拣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2：搅拌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3：赋形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4：干燥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5：仓储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6：运输
马戛尔尼造访北京时并未提及这项承诺，因为中国当局将他拒之门外。假如中国人愿意同马戛尔尼这位境外强国的可靠代表展开详尽讨论，或许就能够禁绝鸦片贸易，从而避免战争。终止鸦片贸易不会过度损害印度政府，加尔各答鸦片拍卖的财政收入很受欢迎，但并非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能够获得鸦片拍卖收入当然令人鼓舞，“您将非常高兴地看到”，印度总督莫林顿勋爵1799年3月21日致函监督委员会的亨利·邓达斯指出，“鸦片拍卖收入已完全恢复正常……公众非常感激医学委员会的二把手弗莱明先生，因为他对鸦片做了仔细的检验”。(14)10年后，杰出的弗莱明先生的工作收到了成效，鸦片收入仍然仅占孟加拉总收入的6%，在依重要性排列的收入项目中列第6位。(15)
孟加拉的总收入为98，383，516通用卢比，除去鸦片生产成本967，278卢比，鸦片净收入为498，908英镑。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但很难说构成了“开战理由”，尤其是圣乔治堡（马德拉斯）的收入纳入印度财政总收入之后。圣乔治堡的收入几乎达到孟加拉收入的一半，而且与鸦片无关，孟买的收入相对较低，也与鸦片毫无瓜葛。印度各邦收入合并计算，除去生产成本，鸦片收入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4%。上述数据还都只是印度内部的收入，未将公司的贸易收入计算在内，后者有股息，在当时平均每年为875，000英镑。1817—1818年间，情况也没有大的变化，当年以英镑计算的印度总收入为18，322，547英镑，鸦片收入为873，599英镑，鸦片收入仍然不到总收入的5%（资料来源：东印度公司年度账目）。
19世纪头20年中，东印度公司鸦片生产没有大的增长，这一时期每5年的平均产量为：
东印度公司官员担心，他们未能提供更多的鸦片，也许让中国的吸食者失望，因为“突然失去这种麻醉剂，几乎肯定会给瘾君子带来很大痛苦，但政府没有道德义务提高产量”。
因此，在19世纪头20年，很难说鸦片利润已经成为东印度公司关注的焦点。鸦片利润日后虽然有所增长，也从未在印度财政收入中占到举足轻重的比例。但是，每一个人都期盼广州贸易不断发展。广州的富庶，北京的安逸，成千上万官僚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茶税，全都有赖于广州贸易。
多变混乱的程序
广州的税收对中国的财政大有助益，而且少数商人承担了额外的负担，不会激怒老百姓。不难理解，这种体制“十分适合制度化的剥削”，不法官吏把提高广州商人的“规费”作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例如，1807年，倒霉的公行商人不得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其中，127，500两白银是为肃平海盗和河工，为了“自鸣钟”（进口的表、钟及机械玩具）又交了20万两白银。行商若是濒临破产，可以在“公所基金”的帮助下恢复元气。这项基金由行商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利润组成，从理论上说，基金是用来偿还破产债务的，但官员已经开始贪婪地把手伸向基金的财产。(16)
一旦广州的洋人提出抗议，这种体制就扭曲了。尤其英国人逐渐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而不是一家商业公司，因而不愿再承受多如牛毛的种种有伤体面的管制。仅仅3年前，拿破仑还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法国统治着从华沙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广大地区；如今，他在滑铁卢被打败，流放到一个偏远的大西洋岛屿，沦为一名囚徒，而且是东印度公司的囚徒，因为圣赫勒拿岛正是东印度公司众多补给站中的一个。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1815年6月，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战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被流放至南大西洋的英属圣赫勒拿岛。绘画反映的是拿破仑在岛上口述文件。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与中国的地位迥然不同，两地的反差越来越明显。欧洲人抵达印度后，很快就能获得一官半职，他的举止做派与莫卧儿帝国的继承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旅行时带一名仪表堂堂的侍从，身边围绕着一大群各色人等的印度仆役和助手，背后的靠山是训练有素的印度士兵，事实已反复证明这些士兵是这个次大陆最好的军队。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是无可争议的大人物，哪怕这地盘是一个正式独立的土邦。他必须说这个国家的语言，可以到东印度公司的海勒伯里学院学会这种语言。不可否认，他不得私自从事贸易，公司职员再不可能指望像以往的纳波布(17)那样大发横财，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描绘的乔斯·赛特笠就是纳波布的生动写照。然而，他实际上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总是身处英国文明的核心，拥有诸如钢琴、淑女、台球房和流通图书馆等宜人的条件和设施。他最起码的一项享乐，是常年可用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块冰镇巴斯啤酒和苏打水。
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商馆任“书记”的年轻人，日子就远没有那么舒适了。与在印度的同胞相反，他的身份并非帝国的管理者而是商人，而商人是中国社会中地位最低的阶层。他有大半年时间生活在气候湿热的广州，活动范围不过是狭小的商馆，住的只是一间中等大小的单间。除非特殊情况，他甚至不能到小小的欧洲人居留区外散步。当地老百姓对他抱有明显的敌意，虽然他与行商保持了彬彬有礼，有时甚至算得上友好的关系。澳门的假期要舒适一些，但那里几乎是混血儿的天下，英国妇女非常少见，无法像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或孟买那样找到伴侣。聪明而勤奋的书记员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掌握足够的汉语，进而对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产生兴趣，但很少有人愿意付诸行动。惟一的补偿是经商挣钱。这一条路在广州仍旧是可行的，但随着1813年公司贸易专营权撤销，公司职员的发财梦越来越渺茫。公司董事会曾提出抗议，但没有任何成效，因为公司非常不得人心。一位观察家写道：“倘若有人提议削减一个或若干董事会成员名额的增订条款，肯定会在下院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18)不仅如此，广州的私商显然正在大发横财，在品行端正的公司职员看来，这些人全都是半海盗式的无名小卒和鸦片走私贩子，他们的举止根本谈不上“得体”。
1793年，公司特许状进行了续订，准许外来者合法地经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港脚贸易（此前他们已经非
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印度的奢华生活
1830年前后广州的一位商船船长。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来到广州的目的只有一个：尽快发财。
图为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给乾隆的铜镀金冠架水法跑鸭钟
法地干了一段时间）。英国商人在印度进出口贸易中站稳了脚跟，他们的立足点通常是在加尔各答。这并非易事，因为新来者必须在现行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皮棉是印度主要的出口产品，也是吸引中国买主的货物之一，但棉花贸易仍掌握在公司手中。在广州，公司特派委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权，限制闯入者染指原料市场，中国人的做法也强化了公司的权力，中国人只与公司和行商进行较为重要的出口贸易。
装有发条装置的产品是输入中国市场的有潜力的进口货物，也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始终领先中国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中国人热切渴望得到各种钟表、时钟、机械发声小鸟、人工瀑布、跳舞的小人、音乐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国人对这类玩具的渴望，按照特派委员会主席在1811年时的话说，“现在已是这名官员（户部）贿赂京城上司的现成工具”，(19)也引发了不少争吵。为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形，公司限制进口这些恼人的货物，这就给切普塞德的詹姆斯·考克斯这样有魄力的外来者打入广州贸易的机会。几经周折之后，考克斯创立的商行最终成为最大的一家在华外国商行——怡和洋行。考克斯还试探了其他进口商品的市场前景，其中来自美洲“腹地”的海獭皮和海豹皮最为成功，这宗利润丰厚的业务日后被约翰·雅各布·亚士脱接管。其他商人也各显其能，寻找能引起中国人兴趣和充当现金代用品的进口货物：金属、染料、人参、檀香、象牙、珊瑚和琥珀，以及鱼翅、燕窝等珍馐美味。中国产品的境外市场也有人作了类似的调查，伦敦组建了一家“药材行”，进口中国的大黄、肉桂和樟脑。
东印度公司董事对这些竞争者并不友善，竭尽全力打击那些与公司抢生意的无证商人。不久，外来者偶然找到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他们摇身一变当上了外国列强的名誉领事，因而从法律上成为外国臣民。特派委员会对此十分懊恼，却依然认为“任何恶意干涉……都不妥当”。伦敦佬和苏格兰人蹩脚地装扮成忠心不贰的奥地利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波兰人、汉诺威人、那不勒斯人和热那亚人，从而得以在特派委员会不以为然的注视下合法地在广州做生意。中国官员也没有异议，他们很难认得出红头发的野蛮人所属的民族，只要夷人举止得体，继续贡献惯常的“规费”，中国人乐得甩手不管。
私商们越来越清楚，鸦片乃是广州赢利最容易、利润最丰厚的商品。东印度公司排斥鸦片贸易，但渴望卖掉为加尔各答市场生产的优质鸦片。中国当然是最大的买主，而公司在加尔各答鸦片销售不得不倚重私商，这样就大大削弱了特派委员会的约束力。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搭档，行商面临来自北京的代理人愈发贪婪的索取，影响力江河日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特派委员会的威信。
阿美士德勋爵
1816年，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因而被降旨：“该贡使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一一发还。”
东印度公司企图挽回局势。1816年，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前往北京，劝说皇帝放松限制，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公司在华管理机构、董事会以及摄政王政府认为，从这个国家派遣一个使团的合宜理由，乃在于侮慢、多变和混乱的程序……他们（广州地方当局）阻碍了贸易。”阿美士德勋爵的遭遇甚至比1793年的马戛尔尼更惨，但英国政府此时更关注国内及欧洲事务，无暇为东印度公司撑腰。(20)
我此生从未见过鸦片
奴隶制是当时惟一能使英国政治气候升温的殖民地问题。历届英国政府忙于废除奴隶制，安排解放奴隶的前途，补偿奴隶主，查禁奴隶贸易。除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之外，没有人关注中国事务。广州贸易的发展状况仍然令人满意，杰出而清廉的阮元出任两广总督。1820年，一位精力充沛、勤勤恳恳的皇帝即位。(21)
道光皇帝是年38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老皇帝乾隆身边度过了童年，继承了祖父对世界的看法：中国也许会遭遇困境，但是中国仍是世界上惟一文明的社会，周围都是只看重蝇头小利的蛮夷，这些蛮夷冥顽不化、令人生厌。道光仿效他父亲嘉庆的节俭，穿打补丁的旧朝服，饮食也很简单。30年后他在临终前下令不准在他的墓前设立功德牌坊，以表示他的个人缺陷和未能拯救帝国。
道光皇帝即位后虽力图振衰起弊，派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但在鸦片战争中举棋不定，时战时和，最后派耆英、伊里布向英军投降，签订了《南京条约》。
这位皇帝在官吏的奏折上所作的批注，表现出面对艰难使命时的得体和奉献精神，令看过的人不由为之动容。前朝许多腐败的官员要么死了，要么隐退了。一些品格高尚、精明干练的官员忠心耿耿地辅佐道光，其中既有满人也有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皇帝的近亲，党羽遍布整个国家。穆彰阿较少有传统汉人裹足不前的成见，与洋人发生冲突时，他的支持者主张采取妥协政策，这种政策遭到力主抗拒外国势力的强硬派的严厉抨击。然而，所有的人，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甚至皇帝本人，都十分危险地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快蟹”船形如蟹，没有炮械，有水手百数十个，左右各五六十快桨，行驶如飞，水师很难缉拿。
图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水师追击鸦片船
阮元注意到鸦片贸易后，立即禁止从黄埔和澳门输入这种毒品，公布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在广州逮捕了一批鸦片贩子和吸食者。鸦片商人并没有放弃、哪怕是限制这种贸易——这是不可想像的——而是力图为这种贸易披上一层稍微正当的外衣。鸦片自印度运来后，不再直接送到黄埔，而是运至珠江入海口一个便利的碇泊地伶仃岛，然后卸到固定停泊在那里的趸船上。这些趸船为私商所有，由私商配备船上人员。接下来，私商在趸船上与广州的中国买主谈好价格，达成交易后把货从趸船卸到一种快速小平底船。这种船为中国人所有和操作，被形象地称作“快蟹”或“爬龙”。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近海防御部队算不上是一支海军，他们满足于偶尔驱逐一下这些大帆船，在每年交易季节结束时追击掉队的鸦片船。他们在追逐的时候慢慢腾腾，礼貌地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整个舰队全力开火。北京很快就会收到报告，“这场闹剧上演数天之后，一道文告昭示全国：天子的舰队经过一场恶战，把番鬼打得抱头鼠窜”。(22)不过，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事故：19世纪20年代，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里价值不菲的存货，一位美国海员被移交给中国当局绞死（特拉诺案(23)），一些英国海员被控在伶仃岛斗殴，但未判绞刑（托佩兹案）。不过这些不幸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因为各方都清楚意识到，维持现行体制的稳定即意味着丰厚的利润。
抵达或运出伶仃岛的所有货物都是免税的，就连完全合法的货物也很快从黄埔转到河口进行交易，节省的税金可以绰绰有余地弥补额外的运费开支。
鸦片贸易不断发展，虽然售价未涨，进口数量却稳步增长。1821年，4770箱鸦片共售得8，400，800元；1826年，9621箱鸦片只售得7，608，205元。拓展市场的举措非常奏效，1830年，鸦片进口量几乎又翻了一番，达到18，760箱，这与1820年之前30年间的平均4000箱左右的进口量不啻有天壤之别。广州的英国职员把合法贸易与走私贸易脱钩，便可以推脱一切责任，甚至根本不承认有鸦片走私一事。特派委员会前主席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曾在广州住过17年，在回答1829年下院特别委员会询问，被问及鸦片是否贴上了公司标签时，德庇时断言：“我此生从未见过一箱鸦片，因此我无法谈论此事。”德庇时为人诚实，应当严肃对待他所作的这个声明。倘若换一个环境，即使考虑到他必然很清楚哪些地方不应该去看，这个声明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在广州的欧洲人（东印度公司职员除外），都在忙于把尽可能多的鸦片卖给中国人。然而，广州颠地洋行簿记员亨利先生在同一个委员会上的证词佐证了德庇时的声明，亨利先生也声称：“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箱鸦片。”(24)
由于道光封禁澳门、黄埔，鸦片贩子就转移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岛上，在那里设置趸船。
鸦片拍卖收入虽然对印度政府颇有助益，对经营其他货物的英国出口商却没有什么好处，他们在中国出售商品的机会大受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鸦片贸易的巨大诱惑，也因为东印度公司仍旧把持着对华贸易专营权。1820年7月10日，那些获准直接经营英国出口商品的商人首次公开施压，向下院提交了一份陈情书：“曼彻斯特、萨福德的城镇以及邻近地区的数位商人、工厂主和其他居民……要求与中国广州港开展贸易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新加坡的主权得到维护，如果上述要求与我国的良好声望和荣誉并无抵触的话。”此时，利物浦勋爵的托利党政府正为卡罗琳王后与乔治四世的离婚案，以及稍后的彼得卢大屠杀——抗议农民生活艰难的示威者遭到警察开枪射击——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曼彻斯特人的陈情书，陈情书“被下院搁置起来”。1824年，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不过这项决定是印度总督做出的，他认识到一个靠近中国的商站在贸易上的重要性，认可了斯坦福德·莱佛士5年前从柔佛苏丹手中买下这个岛屿的行动。
随着蒸汽机的普及，动力织布机迅速取代了手工织机，纺织业成为19世纪英国工业的支柱产业。
1820年陈情书乃是一种错觉的最早版本，在19世纪其余80年里，英国人始终没有摆脱这种错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英国工业化的步伐加速，蒸汽动力得到广泛运用，工厂生产组织开始形成，从而日益迫切地呼唤开拓新市场。工业革命的先驱、兰开夏的棉纺业走在了这一进程的最前列。1820年，这个工业部门仍是手工工人的天下，但是动力织机正在迅速排挤个体手工工人。1813年，英国仅有2400台动力织布机，到19世纪20年代末，动力织机已达55，000台，1850年达到25万台，产量占英国棉布出口总量的一半。工厂化生产方式传播到其他行业，很快加剧了对新市场的贪婪需求。欧洲和美国开始追赶英国，并在日后赶超英国，英国出口商们为此更加焦急不安。中国幅员广大，是最大的一个尚未开放的潜在市场，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令英国商人激动不已，他们急不可耐地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一是放宽广州贸易的限制，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二是希望中国开放其他通商口岸，英国把一座港口据为己有，鸦片合法化，批准各条河流自由航行，降低关税。只要上述条件得到满足，中国百姓就能高兴地买到斯塔福德郡的金属杯、伯明翰的茶盘和兰开夏的上衣，英国人修建的铁路将使中国人廉价地获得所有这些货物。英国官员鄙夷地不相信任何与贸易沾边的事情，不肯答应这些要求（结果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市场从未成熟到预期的程度，工厂主失望之余，越发迫切地要求获取更多的特许权）。这些看法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型，日后不断引发往往得到香港当局支持的商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争执。
19世纪20年代末，广州的外国侨民开始融合，已经略具日后早期香港社会的雏形。东印度公司的人蜕变为殖民地管理者，私商继续充当推动殖民地自立的动力，传教士则协助与中国人保持接触。早在1830年，未来的殖民地总督约翰·德庇时就已经开始了大班的生涯；马礼逊父子也树立起译员的声望，他们将在英国与中国谈判者之间建立某种交流；两家将执香港商界之牛耳的英国商号也在广州脱颖而出，它们是莫克尼阿克公司（除了名称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是怡和洋行）及其无情的竞争对手托马斯·颠地公司。(25)这两家公司雇佣了52个英国侨民团体的18个，东印度公司雇佣了另外20个，这无疑表明了两家商号的相对重要性。
郭士立
西方侨民当中最有趣的要算身材矮小肥胖的郭士立牧师。郭士立的身份介于传教士和商人之间，他曾在普鲁士的普里茨给一个紧身胸衣制造商当学徒。郭士立能流利地说数种语言，虽然不够标准，因而鸦片商人大多找他做翻译，“我将为郭士立的3天时间付出1000元”，独自经营的商人詹姆斯·英尼斯写道。郭士立结过3次婚，是早期香港最富活力的居民之一。他死于1851年，之前一直在殖民地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郭士立之外，还有大约20名左右美国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新英格兰人，其中包括两名传教士裨治文牧师和詹姆斯·布雷福德博士，以及一个名叫威廉·亨特的商人，亨特撰写的回忆录《广州番鬼录》生动描述了澳门和广州商馆的日常生活。人数不多的侨民维持着两份刊物，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和主要由东印度公司职员编辑的《广州杂志》。此外还有两家报纸，《广东记录报》的业主是马地臣，《广州周报》则流露出明显的亲颠地倾向。(26)
裨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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