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的一百年-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香港歷史-last-minute香城史 —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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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數目龐大的罷工工人，鄧中夏等人必須盡快組織人手處理。7月1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廣州成立，骨幹成員仍以共產黨為主，國民黨則擔任顧問。時任廣州國民政府財政廳廳長廖仲愷，遵從孫文「聯俄容共」的遺訓，立場親左，在省港大罷工如火如荼之際，親自領導罷工運動，並向罷工委員會提供每月資金援助 [8] 。簡單而言，大罷工實際上是由廣州國民政府所主導。共產黨控制的罷工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和建議，需要獲得廣州國民政府的批准才可執行，是以組織者的角色遊走在這場罷工運動之中。

省港罷工委員會轄下的部門架構條理分明，有負責行政及宣傳事務的幹事局；處理財務的財政委員會和審計局；制定罷工指示的法制處。委員會在廣州、深圳、江門等地設置多個工人接待處，安排工人回省，另設醫院、飯堂、宿舍和學校，恍如一個小型政府，統領著成千上萬的罷工工人。左派則在香港恫嚇沒有參與罷工的工會和商店，指責他們不愛國。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武裝糾察隊將香港封鎖，禁止糧食進口香港，並阻止工人返港復工，及捉拿不遵從罷工指示的工人，該等工人被視為「走狗」，將交送至會審處作出判決，甚至鋃鐺入獄 [9] 。

其時香港經濟深受打擊，市面凋零，街道垃圾因清潔工人罷工而無人清理，香港慘遭嘲笑為「臭港」。香港商界代表、東華醫院董事曾經嘗試調停罷工運動，但始終未能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廣州政府又向外國發出特許，容許外國商船繞過香港直接在廣州停泊運貨，旨在打擊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的經濟，迫使倫敦當局一度打算派軍艦攻打廣州政府，圖以武力解決事情。

問題在於，廣州國民政府畢竟沒有無限資源，而省港大罷工如今又演變成一場持久戰，再堅持下去，只會不攻自破。況且，廣州國民政府腹背受敵，內部的左右兩派競爭熱烈，以胡漢民為首的右派雖反對省港罷工，但礙於當時局勢亦只能表面贊成。直至8月20日，政治暗殺再次發生，今次遭殃的是國民黨親左派的廖仲愷，蔣介石、汪精衛及另一位國民黨親右派黨員許崇智立即成立調查委員會。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此時在背後發功，直指胡漢民就是幕後主腦，將胡漢民即時監禁 [10] 。事後，蔣介石及汪精衛攜手合作領導廣州政府，暗殺事件猶如一場政變，港英政府正好隔岸觀火。

新港督上場　以逸待勞

1925年11月，金文泰（Cecil Clementi）出任港督。金文泰自1899年加入港英政府，於香港官場打滾多年，而且是理雅各官學系統所訓練出來的漢學家，熟悉中華文化，能操流利廣東話，更會吟詩作舉。在動盪時勢下，金文泰不論在人脈、知識和資歷方面，都是新任港督的不二人選。整場大罷工的轉捩點在於1926年3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為壓制在廣州如日中天的左派勢力，先命令中山艦駛泊廣州黃埔船港，然後反口指控中山艦欲砲轟黃埔軍校造反，再先發制人逮捕共產黨艦長李之龍。蔣介石為防廣州共產黨餘黨發難，即宣佈廣州實施宵禁，並拘捕幾十名共產黨成員，派兵包圍罷工委員會會址。中山艦事件令國民黨親左派及共產黨勢力頓失，罷工浪潮開始進退失據。

正當廣州國民政府內部爆發衝突，金文泰覺得一動不如一靜，根本不用急於與廣州當局展開和解談判。香港因大罷工流失十餘萬勞動人口，所以港英政府在1926年開始從各地聘請工人，以填補龐大的職位空缺。其次，罷工委員會封鎖香港，禁止糧食輸入香港，但香港並無因而出現糧食危機。廣東省農商的生意反而蒙受損失，導致商人的不滿情緒爆發。更何況，廣州國民政府的終極目標不是消滅英國帝國主義，北討軍閥才是他們眼前要務。港英政府只消繼續恢復香港經濟，以逸待勞地應付即可 [11] 。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伐，已無暇處理省港罷工問題，因此決定於10月10日解封香港。共產黨亦只能放手，同日解散罷工委員會，任由工人離開廣東返回香港，歷時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終告結束。當初罷工委員會向港英政府提出的六項爭取華工權益的訴求，早已被拋諸腦後。乍看之下，罷工運動是工人階層對於資產階級的不滿，但歸根究底，工人恐怕亦只是被利用作政治籌碼的工具而已。

罷工過後，重拾社會秩序的最有效方法，莫過於改革教育。港督金文泰在任內大力推動中文教育，既成立官立中文學校，又於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提倡守舊的儒家思想，將孩童訓練成順從權威的好學生，省卻不必要的獨立思考，同時壓制日漸壯大的共產主義思想 [12] 。

延伸閱讀：

香港在1920年代受到中國政局影響，罷工浪潮始起彼落，江關生利用大量史料，梳理出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工期間，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參與經過，並記錄於《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牛力勇指出，內地史學界『往往把省港罷工的結局，說成是工人階級和國民政府取得勝利後的自動收束。實際上，這次收束是國民政府在英方誘迫下的軟弱讓步，是對罷工工人和沙基慘案遇難者利益的巨大犧牲。』」（江關生, 2012, pp. 62）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19

Ibid. pp. 115

余杰（2020）。《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台灣：大是文化。pp. 18-19

Ibid. pp. 54

江關生（2012）。《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pp. 52

六項訴求中的另外三項包括：第二項是提倡華人與洋人應享有同等法律待遇，並廢除港督驅逐令、笞刑及私刑等權力；第五項是要求政府取消新屋租例並減租百分之二十五；第六項是提倡華人居住自由權，應准華人居住山頂地區。

Ibid. pp. 63

Ibid. pp. 56

Ibid. pp. 53

余杰（2020）。《暗黑民國史：兩岸歷史課本刻意迴避的空白30年》。台灣：大是文化。pp. 62-64

江關生（2012）。《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 pp. 62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pp. 140

第八章

戰霧瀰漫 ──英國有棄守香港嗎？

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世界面貌，而當中的香港保衛戰在香港歷史當中的意義非凡，官方教材卻有意無意地淡化這段重要的歷史。然而，整場保衛戰不僅是十八天的抵抗，更包含英國對於香港的防衛部署及策略。

8.1

英國的遠東防衛戰略

踏入1930年代，香港在英國人管治底下已經度過接近一個世紀，經歷過開埠初年的混亂時代，又捱過令人聞風喪膽的鼠疫。正當世紀交替，以為香港發展步伐得以重整之際，中華民國政局急劇變化，香港在亂世中再已無法獨善其身，工人運動浪潮連綿不絕，好不容易待南方政權專注北伐才暫告一段落。

所謂太平盛世，顯然只是人們幻想出來罷了。縱然身處在伊甸園，也不代表危機就不存在。黑船事件 [1] 引導日本開國步入明治維新時期，先後取得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的勝利，脫穎而出成為西太平洋的軍事強國，並積極向外擴張。日本關東軍藉著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順勢佔據東北三省，為中日戰爭埋下伏線。

英國設防線　防範日本攻香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英國與日本的關係由盟友逐漸變成潛在敵人。雖然日本不斷擴張勢力引起英、美兩國不安，但後者借助日本的力量，亦可制衡蘇聯在遠東的威脅。英國政府早在1920年代將日本視為假想敵，構思如何在亞洲戰場擊敗日本，防患於未然。香港和新加坡同是英國最重要的亞洲殖民地，而地域上香港更加接近日本，所面對的威脅將會更大。英國海軍在1920年的《備忘錄》提及到，當戰爭爆發時，皇家海軍未必趕得及派出艦隊支援香港 [2] 。

另外，英國於1922年訂下「十年規定」把軍事開支凍結至1932年，並假定十年間不會再發生列強大戰。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英國、美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簽訂《華盛頓海軍條約》，不單約束各國海軍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總噸位，更限制英國、美國和日本不可在太平洋地區新建任何防禦設施和海軍基地。海軍條約有效期至1936年12月31日，香港的軍事防務計劃在這段期間受到條約限制，防禦設施亦只能停滯於在一戰前後的水平 [3] 。

不過，英國政府對遠東防衛策略的研究並無因為《華盛頓海軍條約》而暫停，港英政府在1926年向英國當局提交調查報告，指出香港有大量沙灘，對於香港防衛不甚樂觀。事實如是，昔日港島的海岸線大多沒有海堤保護，除維多利亞城外，港島東岸如北角部分地區、筲箕灣及柴灣仍舊未曾填海而維持著海灘原狀，容易成為日軍登陸的目標。總括而言，當時軍部認為香港難以獨力支撐敵軍，必需依賴皇家海軍艦隊前來解圍。

問題在於皇家海軍調配兵力需時，一般估算要45至55天才可抵達香港，屆時香港可能已經落入敵手，所以英國的策略是香港必須有自我保衛的能力，以等待艦隊前來支援，至少要保住維多利亞港內的海港設施 [4] 。綜觀香港地形，假設敵人從北方陸路進攻，新界雖山嶺眾多卻不足以構成天然屏障，錦田、元朗及上水地勢平坦，敵人可從四方八面圍攻，除非有大量兵力及堅固的防禦工事，否則應只作適當的拖延戰術，以空間換取時間。九龍半島地形更為嚴峻，正面為九龍山脈，但背面三面環海，若然失守恐怕連撤退的後路也沒有，容易遭受敵軍圍剿。然而，九龍山脈由西面的醉酒灣，沿著金山、針山、畢架山、獅子山及大老山，延伸至東面的魔鬼山，在戰略上是香港碩果僅存的天然屏障 [5] 。

由於日軍從新界進入九龍半島必須穿越九龍山脈，所以九龍山脈將會是香港守軍長期防禦作戰的關鍵，但反過來看，九龍山脈一旦墮入日軍手中，香港島北岸的防事亦會被敵軍一覽無遺。自1934年開始，駐港英軍參照九龍山脈的地形，設計一條全長21000碼，由大量鐵絲網陣地、戰壕及機槍堡組成的大型防禦工事，命名為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 [6] 。1935年3月，英國派出要塞監督──巴倫少將（Maj. Gen. Frederick Barron）前來香港檢視防線的設計。巴倫少將首先認為日軍不會從海路進攻香港，然後就守軍在新界及九龍地區如何有效執行遲滯行動，提出了多項改善建議，包括編制一支機動部隊，在開戰之後將新界主要橋樑和隧道等重要通道炸毀，阻延日軍的推進速度。另外，巴倫少將把醉酒灣防線劃分成四個部分，鎮守著四個重要的區域，一號區為西貢牛尾灣至東洋山、二號區為東洋山至沙田海、三號區為城門山谷至大埔道、四號區為青山道至金山 [7] 。

醉酒灣防線森嚴　啟德機場變空軍基地

醉酒灣防線由1934年開始建造，首個機槍堡在1935年12月完成，及後三年期間，英軍不停改良機槍堡的設計，例如加強混凝土牆身的厚度以提高防彈能力，以及擴大機槍的射擊角度。直至1938年，整條醉酒灣防線總共設有90座機槍堡及11座指揮所，並在外圍加裝兩至三道鐵絲網陣 [8] 。敵軍來襲之時，附近的機槍堡即可同時射擊，輸出交叉火力互相掩護；另設有砲兵觀測所，以鎖定敵軍的準確位置，呼喚後方砲臺進行精準砲擊；而地道和地堡則為士兵作息的地方提供保護，以上便是醉酒灣防線的運作構想。

在碉堡的設計上，為方便英軍辨認錯綜複雜的地道，地道參照倫敦街名而命名。以醉酒灣防線左翼的重要據點──城門碉堡為例，碉堡共有四座機槍堡，配備四挺射程達兩公里的維克斯機槍，還有一座砲兵觀測站及排部指揮站，以多條由混凝土建成的地道及戰壕連結，地道分別以攝政街（Regent Street）、皮卡地利（Piccadilly）、舒弗貝利大街（Shaftesbury Ave）、牛津街（Oxford Street）、草市場（Haymarket）及查寧十字（Charing Cross）來命名 [9] 。如果仔細觀察，便可發現地道的佈局與真實的倫敦街道非常相似，如攝政街的一側分岔口連接著皮卡地利和舒弗貝利大街，另一側分岔口連接著牛津街，由皮卡地利可通往草市場，舒弗貝利大街則與查寧十字相連。碉堡地道的入口和分岔口均有刻上各街道名及指出相應的方向，刻記時至今日仍然清晰可見。

醉酒灣防線被視為九龍半島的最後一道屏障，但由於當時香港的駐守兵力不足，難以支撐防線的長期作戰，所以英軍決定將防線只作短暫阻擊日軍向九龍推進之用，盡量為港島守軍爭取更多時間整頓防務。日本雖在戰前不斷派遣間諜滲透香港收集情報，亦打探到英軍在九龍山脈之間築建大型防禦工事 [10] ，卻未能進一步窺探到醉酒灣防線已由長期作戰目標改為短期作戰，以致日軍至開戰前夕仍對醉酒灣防線嚴陣以待。

除醉酒灣防線外，英軍在香港島沿岸修築五十多座機槍堡、九座海岸砲臺（另加一座在昂船洲）及七座高射砲臺。海岸砲臺負責攻擊敵方軍艦，以規格而論，作為英軍主力砲的9.2英吋後膛海岸砲威力最強，原本射程範圍為19公里，後來經過改良砲臺底座設計之後，最大射程可達26.7公里，範圍遠超過日軍進攻香港時使用的驅逐艦（射程最高為20公里），阻嚇日本軍艦不敢貿然靠近港島水域 [11] 。此外，改良後的海岸砲可作360度迴旋，以便瞄準岸上目標，為守軍提供砲火支援。假如從摩星嶺要塞發砲，射程可覆蓋至青山道及金山的敵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香港共有八門9.2英吋後膛海岸砲，其中摩星嶺要塞及赤柱砲臺分別獲配三門，剩下的兩門安置於鶴咀半島的博加拉砲臺。另外還有十五門6英吋第VII型後膛砲，射程範圍達14.4公里，屬於海岸砲臺的常見配備，其優點是射速快，能夠替摩星嶺要塞、赤柱砲臺及博加拉砲臺填補火力空缺 [12] 。

由此可見，未等《華盛頓海軍條約》失效，英國已經暗中整頓香港的防衛設施，亦將啟德機場升格為空軍基地，準備應接一觸即發的戰事。隨著日本在1937年向中國正式發動戰爭，一年後廣州淪陷，潮汕及海南島在1939年亦被攻陷，形勢上香港已被日軍重重包圍。當時香港僅有四營正規步兵（一營約有800名至1000名士兵），根本無法於新界、九龍及港島各個陣地平均佈防。根據《1939年臨時防衛計劃》，香港島將以三營步兵駐守，餘下一營負責在新界及九龍執行遲滯任務，再退回港島死守。可是，面對日軍有可能派出一至兩個師團（一個師團至少有一萬名步兵）入侵香港，寡不敵眾的守軍實在難以支撐至英國艦隊來援，時任駐港英軍司令賈乃錫中將（Lt. Gen. Arthur Edward Grasett）向英國請求調配兩營兵力來港，以擴充守軍人數 [13] 。

二戰時香港的戰略價值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忙於應付歐洲戰線，已對亞洲局勢分身不暇。翌年，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相繼宣佈投降，剩下英國苦撐著軸心國的侵略。在亞洲方面，日本乘機威迫英國和法國關閉滇緬公路 [14] ，以切斷重慶國民政府與外界的補給路線。同時間，日本又向外製造輿論，直指香港根本毫無戰略價值，但事實上香港正是另一條連結重慶國民政府的重要補給路線。中日戰爭開戰初期，從香港經九廣鐵路運至湖南的物資每月多達六萬噸，因此賈乃錫中將也預計日本隨時會向英國宣戰，攻佔香港間接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抵抗。

在英國眼中，新加坡被視為遠東海軍要塞，戰略價值比香港大，英國傾向編配更多兵力和戰艦支援新加坡。新加坡要塞被寄予厚望，納粹德國戈林元帥（Hermann Wilhelm Göring）也曾經預測新加坡是難以攻破的，需要動用五個師團並花上一年半時間才可攻克 [15] 。而香港作為英國遠東殖民地的前哨站，很有可能首當其衝成為太平洋戰線爆發的第一個戰場，英國的策略是盡一切可能拖延戰爭爆發。開埠百年的香港，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重要關口。

黑船事件始於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貝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艦隊停泊在日本江戶灣，翌年與幕府簽訂《神奈川條約》，迫使日本開放港口與美通商，結束江戶時代長達221年的鎖國政策。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41

Ibid. pp. 41

Ibid. pp. 43

Ibid. pp. 31-36

Ibid. pp. 43

Ibid. pp. 53-54

Ibid. pp. 57-63

Ibid. pp. 58

Ibid. no. 109

Ibid. pp. 138, 410-411

Ibid. pp. 50

Ibid. pp. 72-73

滇緬公路是一條連接雲南（滇）與緬甸的國際公路，於1938年12月通車。中日戰爭爆發不久，日軍迅速佔領中國各個港口，以封鎖國民政府的海上補給路線，於是國民政府即下令修築此道，以防補給中斷。

辻政信著，鄭天恩譯（2020）。《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如何完勝大英帝國》。台灣：燎原出版。參書背

8.2

誰衛我城

普魯士戰爭學院院長──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經典巨著《戰爭論》中曾提及，戰爭的本質是侵略敵國及保衛國土。如果本國被敵人入侵，而消極地不作任何抵抗，還稱不上是戰爭。保衛國土需要軍隊，軍隊與國土兩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軍隊的作用是阻止敵人佔據國土，而國土則為軍隊提供資源及補給。同時間，軍隊的損失會導致國土失去保護，失去國土又會削弱軍隊的戰鬥力 [1] 。

香港陸空軍力不足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坦克的發明及戰機的應用，戰場格局亦因而改變。二戰初期，納粹德國利用機械化部隊的閃電戰迅速橫掃歐洲，及後在不列顛空戰中與英軍皇家空軍會戰；德軍潛艇在大西洋戰場中與英國、蘇聯海軍鬥智鬥力。海、陸、空三軍，再加上通訊設備等科技應用構成現代戰爭的面貌，如何協調各軍戰力將成為勝利的關鍵，然而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駐港皇家海軍坐擁三艘驅逐艦，包括色雷斯人號（ HMS Thracian ） [2] 、哨兵號（ HMS Scout ）及珊奈特號（ HMS Thanet ）；四艘河用砲艦包括蟬號（ HMS Cicala ）、蛾號（ HMS Moth ）、燕鷗號（ HMS Tern ）及知更鳥號（ HMS Robin ）；另有八艘魚雷艇，但開戰之後哨兵號和珊奈特號兩艘舊式驅逐艦被調配至馬來半島，色雷斯人號成為駐港皇家海軍戰力最強的軍艦。英國皇家海軍傳統優良，駐港海軍實力自然不容小覷 [3] 。相比之下，駐港皇家空軍情況則令人擔憂。由於啟德機場背靠九龍山脈，令戰機升降時增加不少難度，空軍亦不願增派部隊支援香港，只有三架角羚式魚雷轟炸機（Vickers Vildebeeste）及兩架海象式水上偵察機（Supermarine Walrus）保護香港空域 [4] 。

駐港陸軍在編制上由步兵、工兵及砲兵組成。截至1941年上旬，駐港步兵包括皇家蘇格蘭步兵團第二營（2nd Bn., The Royal Scots）、米杜息士團第一營（1st Bn., The Middlesex Regiment）、第十四旁遮普團第二營（2nd Bn., 14th Punjab Regiment）及第七拉吉普團第五營（5th Bn., 7th Rajput Regiment），前兩者為英籍軍團，後兩者為印籍軍團，四營步兵總共3372人。開埠以來，英國曾派遣不同軍團駐守香港，像港督一樣每隔數年便會更替一次。米杜息士營及拉吉普營由1937年開始駐守香港，蘇格蘭營在1938年加入，旁遮普營則在1940年來港。直至戰爭爆發之前，各營進駐香港的時間有長有短，對於香港的氣候、地形和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適應 [5] 。

然而，賈乃錫中將在1938年擔任駐港陸軍總司令時，已經瞭解到駐港步兵單憑現有數量，根本無力應對潛在的日軍威脅。要是守軍數量不足，那麼醉酒灣防線再堅固也是徒然。醉酒灣防線作為單線式防線，指揮官必須妥善地分配各單位於前線不同陣地上，而且要預留部分兵力於後方充當後備支援，以加強防線縱深（作戰地域的縱向深度）及防範敵軍從側翼包抄的可能，才能有效發揮醉酒灣防線的功能。單線式防線最大的缺點是，假如後方缺乏縱深，只要敵軍從任何一點成功突破，整條防線便瞬間崩潰。

加拿大派援軍　只為提升國際地位

在新加坡，遠東三軍總司令樸芳上將（Air Mar. Robert Brooke-Popham）曾向英國請求增派援軍至亞洲各屬地，儘管英國政府及軍部反對棄守香港，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在1941年年初仍表示派兵香港是大錯特錯的決定，但又不能過分對日本示弱，否則只會增加日軍向東南亞擴張的野心。1940年至1941年期間，英國向馬來半島和新加坡不停增派部隊，以及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相反只向香港派出十五架布倫載具及一批備用的高射砲砲管 [6] 。布倫載具以履帶移動，可作運輸及偵察用途，並配備布倫輕機槍，但火力比起城門碉堡的維克斯機槍較弱，難以與日軍在東南亞戰區常用的九四式輕裝甲車匹敵。

戰爭逐漸逼近，駐港英軍司令賈乃錫中將卻從未放棄為香港爭取更多援軍，即使在1941年7月卸任準備返回英國，途經加拿大時仍然牽掛香港防務。出生於加拿大的賈乃錫中將，憑著昔日在加拿大修讀軍事學院時建立的人脈關係，成功接觸到加拿大陸軍總參謀長及國防部部長，並成功說服對方派出兩營步兵支援香港。之後賈乃錫向英國陸軍部轉達加拿大的增兵意向，而後者則向加拿大正式邀請派兵香港 [7] 。

在戰爭中，有一項因素可以凌駕於軍隊的行動及國土的保衛，就是政治。1931年加拿大從英國殖民地獨立成國，成為英聯邦的主要成員。當同為英聯邦的澳洲及紐西蘭已分別派出陸軍步兵師團及戰鬥機中隊支援馬來半島時 [8] ，加拿大仍未增派大型部隊赴外支援盟軍。時任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在二次大戰初期反對派兵，惹來不少批評聲音，後來意識到這次英國陸軍部的派兵邀請，正好可以用作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及加拿大的國際地位，故此同意向香港增派兩營步兵 [9] 。加拿大的增援部隊又名為C部隊（C-Force），由溫尼柏榴彈兵營（Winnipeg Grenadiers）及加拿大皇家來福槍營（Royal Rifles of Canada）組成，總指揮官為羅遜准將（Brig. John Kelburne Lawson），全體軍官及士兵共2007人，預計在1941年11月中抵港。

加拿大援軍C部隊在11月16日到埗，羅遜准將即獲時任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接見，可見加拿大援軍備受港英政府重視。據一般歐籍軍官的習慣，通常不會與殖民地總督或高官頻密交流。羅遜准將恰巧相反，他經常與楊慕琦會面，並分享參謀知識，談論香港的地緣政治及戰略事宜，共同商討具體的防禦策略，從而加快了解香港實際情況。此外，接替賈乃錫中將的莫德庇少將（Maj. Gen. Christopher Maltby）在1941年9月抵港擔任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與羅遜准將曾在奎達英印軍參謀學院（Staff College at Quetta）同窗共硯，讓兩人在戰場上擁有共同語言，減少因為術語差異而出現誤會 [10] 。

本地招募士兵　增強防守

C部隊的加盟令駐港正規步兵由四營增至六營，另一方面，自1936年開始，英國政府同意香港在本地招募華籍英兵，志願者可以選擇加入步兵連、工兵連或砲兵連，然後接受由英籍軍官安排的戰鬥訓練。基本上華籍英兵的裝束及武器配置與英軍無異，而且大多數華籍英兵會操流利英語，不會構成溝通上的障礙。以香港義勇防衛軍（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 [11] 為例，第三連由歐亞混血人士組成，屬機槍連，共有114名軍官及士兵；而第四連則由香港華人組成，屬步兵連，共有78名軍官及士兵。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防衛軍第六連是由葡萄牙人組成，屬高射砲連 [12] 。雖然葡國在二戰保持中立，但在港葡籍人士仍然自告奮勇保衛香港。

1941年11月，莫德庇少將決定建立香港華人軍團（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原定計劃將軍團訓練成一支精銳的常規部隊，因此入選者必須符合相當的智力和體格條件，身高170厘米、體重125磅及胸圍34吋以上才予考慮。招募當日，共有數百人在皇后大道中的威靈頓營房報名，最終只有46名獲選入伍，由米杜息士團的軍官負責操練和指揮 [13] 。

幸得賈乃錫中將的遺計以及莫德庇少將的承繼，在兩任駐港總司令的努力下，駐港守軍的數量得到大幅改善。莫德庇少將重新安排醉酒灣防線的兵力分佈，並派三營步兵編制成「大陸旅」，分別由蘇格蘭營駐守在防線左翼、旁遮普營在中線、拉吉普營在右翼陣地，原為拉吉普營長的華里士准將（Brig. Cedric Wallis）升任為大陸旅旅長。另外三營步兵留守港島，米杜息士團把守港島沿岸各座機槍堡，而溫尼柏營及加軍來福槍營則負責駐守在港島東南及西南地區，組成「港島旅」由羅遜准將擔任旅長。除此之外，港島旅亦有香港防衛軍、香港華人軍團及身經百戰的老兵軍團──曉士兵團（Hughes Group） [14] 共同協防 [15] 。

日本欲搶先機　太平洋戰爭一觸即發

日本在籌備太平洋戰爭之時，一早預料戰爭初期可以取得輝煌戰績，但隨著英、美兩國（特別是美國）在太平洋站穩陣腳之後，戰況便很大可能會被逆轉。究竟應該北伐蘇聯或是南方作戰，日軍參謀本部起初未能定斷，但隨著德軍攻蘇開始呈現疲態，海陸兩軍亦認為蘇聯地大物博，進攻難度頗高，故選擇南方作戰方案，搶佔英、美亞洲殖民地，奪取豐富的礦石、橡膠及石油資源，以支撐中國戰線 [16] 。另一邊廂，美國對日本實施的石油及經濟封鎖，令兩國關係急轉直下。1941年初，英、美兩國已知日軍準備隨時開戰，但至年尾時美、日兩國仍在談判，盟軍預計日本起碼至1942年春夏之交才會發難，日本正看中此點，希望盡早發動太平洋戰爭，以殺盟軍一個措手不及。

1941年11月尾，駐港砲兵開始陸續進駐所屬崗位，包括保衛香港水域──駐守赤柱砲臺的皇家砲兵第八海岸砲兵團（8th Coast Regiment）、駐守摩星嶺要塞的皇家砲兵第十二海岸砲兵團（12th Coast Regiment），及香港防衛軍砲兵隊（Artillery Company of HKVDC）；負責截擊日軍戰機的高射砲臺──皇家砲兵第五高射砲團（5th AA Regiment）；以及支援陸軍的野戰砲團──第一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砲兵團（1st Hong Kong Regiment, Hong Kong-Singapore Royal Artillery）、第九五六防衛砲連（956th Defence Battery）及第二十六海防砲連（26th Naval Artillery Battery），在人手及彈藥方面已經準備就緒 [17] 。

此時美、日兩國仍在談判周旋，美國盡最後努力阻止日本開戰。在香港，日趨頻密的燈火管制及防空預警演習，讓市民也感受到戰爭氣氛變得越益緊張。1941年12月7日，皇家工兵團第二十二連（22nd Company, Royal Engineers）在蘇格蘭營和旁遮普營的掩護下分成兩隊，出發至邊境及新界地區，準備隨時執行爆破行動。同時，港督楊慕琦向全體守軍下達動員令，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命令海、陸、空三軍共13500名守軍進入戰鬥狀態 [18] 。由香港華人、英國人、印度人、加拿大人、葡萄牙人及其他外籍人士組合而成的陣容，縱使有些人的家鄉不在香港，甚至只是第一次踏足這個地方，但戰爭將各個互不相干的靈魂連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接下來的任務就只有──保衛香港。

克勞塞維茨著，楊南芳等譯（2019）。《戰爭論（下）：運用之書》。台灣：左岸文化。pp. 164-165

HMS為英國皇家海軍戰艦的代號，全稱為Her Majesty’s Ship。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130

Ibid. pp. 132

Ibid. pp. 117-118

Ibid. pp. 73

Ibid. pp. 77-81

辻政信著，鄭天恩譯（2020）。《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如何完勝大英帝國》。台灣：燎原出版。pp. 72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80

Tyler Wentzell (2011). Brigadier J.K. Lawson and Command of “C” Force at Hong Kong. Canadian Military History, Volume 20, Number 2, Spring 2011, pp. 21.

香港義勇防衛軍簡稱香港防衛軍，在1854年成立，歷史悠久，屬於義勇軍性質兵團，須定期參與操練。

Evan Stewart (2020).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The 2020 Edition). Hong Kong: Blacksmith Books. pp. 19, 68

鄺智文（2018）。《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pp. 81-82

曉士兵團團長為怡和洋行大班及滙豐銀行主席百德新少校（Maj. J. J. Paterson），負責駐守北角發電廠。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144-148

辻政信著，鄭天恩譯（2020）。《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如何完勝大英帝國》。台灣：燎原出版。pp.56-57

鄺智文、蔡耀倫著（2017）。《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pp. 124-126

Ibid. pp. 158

8.3

被遺忘的戰爭

香港時間1941年12月8日凌晨，對於西太平洋地區而言，絕非一個平靜的晚上。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所指揮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逼近夏威夷歐胡島以北230海里附近，183架戰機從甲板上起飛，向珍珠港展開第一波突襲。結果，五艘美軍戰列艦被擊沉，超過180架飛機被摧毀，美軍太平洋艦隊基地在短短一個半小時內便被日軍癱瘓。

幾乎同一時間，日軍精銳部隊第五師團的第二十五軍，在陸軍中將山下奉文帶領下分別在宋卡、北大年及哥打峇魯成功登陸，準備直闖馬來半島長達一千公里的縱深防線，最終目標就是奪取英國遠東海軍要塞城市──新加坡。而陸軍中將本間雅晴亦統領第十四軍入侵美屬菲律賓，率先從呂宋島北岸登陸。

另一邊廂，日軍土生戰隊的26架輕型轟炸機於清晨5時50分從廣州天河機場起飛，並由高月戰隊護航，兩小時後已經抵達香港上空。二戰的常見戰術是先取得制空權，及後空軍便可輕易進行偵測任務或對地面轟炸以支援陸上部隊，所以日軍第一波空襲的目標就是要摧毀啟德機場的英軍戰機。

香港保衛戰開打　癱瘓新界交通換取時間

前一日，香港防衛軍第一連被派駐啟德機場，但機場缺乏地對空攻擊的高射砲，只有數門機槍防禦日軍空降部隊。如今面對日軍戰機來襲，抵抗力可謂相當有限。可是，負責轟炸啟德機場的土生戰隊投彈準繩度奇低，大部分炸彈均遠離目標。反之，負責護航的高月中隊卻以難以置信的高難度低飛姿態進行掃射，迅速擊毀機場內的三架英軍戰機。日本大膽地同時向盟軍四地發動攻擊，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而歷時十八天的香港保衛戰亦正式開始 [1] 。

攻港日軍由陸軍中將酒井隆率統的第二十三軍編制而成，主力部隊為第三十八師團，連同第一砲兵團及第二遣支艦隊總兵力達41900人 [2] 。正如數年前要塞監督巴倫少將赴港視察期間的預測，日軍主力並非從海路入侵香港，日軍第二二九及第二三零步兵聯隊沿沙頭角、粉嶺、羅湖及錦田，兵分四路從陸路進攻香港。駐港守軍得悉開戰之後，潛伏在邊境的英國皇家工兵團第二十二連將兩條深圳河橋炸毀，在錦田的爆破小隊亦開始沿路破壞新界各條重要通道，以拖延日軍行動。

爆破小隊的主要目標是橋樑、鐵路及隧道等不易修復的設施。隊伍一面引爆一面往九龍山脈方向撤退。為了更有效地阻礙日軍前進，小隊不惜向日軍埋伏，主動開火攻擊。整體來說，爆破行動相當奏效，雖然也有一些漏網之魚未能炸毀，但皇家工兵團幾乎將整個新界交通網絡破壞，足以令日軍的攻城重砲部隊難於一時之間接近醉酒灣防線 [3] 。

不過，日軍輕裝步兵仍然能夠克服障礙，在醉酒灣防線前方成功建立陣地，但受制於英軍機槍堡的攻擊，第二十三軍指揮官酒井隆決定押後總攻擊時間，限一個星期內整合重砲部隊，並向第一砲兵隊委以進攻醉酒灣防線的重任。原因是酒井隆與第一砲兵隊指揮官北島驥子雄少將是軍校舊同學，希望藉此役讓對方立下大功 [4] 。

日軍夜襲碉堡　成醉酒灣防線缺口

開戰第二天，12月9日上午，第二三零聯隊集結在醉酒灣防線左翼──城門水塘西側的菠蘿壩附近。日軍的調動引來城門碉堡中的蘇格蘭營注意，同日碉堡加強西側防備，鋪設地雷以防敵軍來襲，蘇格蘭營A連連長鐘斯上尉（Capt. Cyril Jones）亦與毗鄰的拉吉普營討論如何聯防城門河谷。意料不到的是，第二二八聯隊在下午已偷偷潛入城門水塘東側的針山附近，由於城門碉堡巡兵不足，英軍未有發現碉堡已被左右包圍 [5] 。

第二二八聯隊隊長土井定七大佐親自視察城門碉堡，認為守軍兵力薄弱，可輕易攻破，於是決定違抗命令，擅自帶隊夜襲碉堡。事實上，城門碉堡只是一個排級 [6] 防禦工事，可以容納39名士兵，剛好是蘇格蘭營A連第八排及隨隊砲兵的數目。反之，土井定七率領近二百名日軍擔任先頭部隊，兵力數量是英軍的五倍之多，摸黑從水塘東側穿越水塘主壩，向碉堡發動突襲。

在夜視技術尚未成熟的二戰時期，日軍卻相當擅長夜間行動，甫碉堡哨兵察覺敵軍來襲之際，日軍竟出現在機槍堡的射擊死角位置，英軍唯有反鎖機槍堡拼死抵抗。日軍發現碉堡通風口，藉此攻入地道，接連佔領碉堡中各座機槍堡。與此同時，土井定七另派若林東一帶領一支中隊突襲碉堡的砲兵觀測站。觀測站是城門碉堡指揮所，日軍不斷向觀測站投手榴彈，令站內的英軍難以招架。觀測站內十四名士兵，包括蘇格蘭營A連連長鐘斯上尉盡數受傷，被日軍所俘。指揮所被日軍攻陷後，亦意味著日軍的夜襲以勝利告終。

原本英軍的爆破行動成功迫使日軍延遲進攻，但城門碉堡一役讓日軍意外地在醉酒灣防線打開一道致命缺口，對戰局產生極其關鍵的作用。翌日上午，日軍乘勢向金山進攻，並逐漸逼近青山道，蘇格蘭營及拉吉普營緊守此地，但防線逐漸支撐不住。蘇格蘭營傷亡慘重，B連連長李查遜上尉（Capt. F. S. Richardson）及C連連長羅斯上尉（Capt. W. R. T. Rose）相繼陣亡。如果日軍成功突破青山道，便可長驅直進九龍市區，繼而包抄醉酒灣防線的守軍 [7] 。

新界九龍相繼失守　日本勸降不果

開戰第四天，12月11日早上，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決定放棄醉酒灣防線，命令所有九龍守軍撤至港島。當時全體守軍有近一半被分配到九龍及新界各地，莫德庇必須避免兵力過度損失，以保存實力堅守港島。撤退行動非常講究事前部署、臨場指揮、紀律性及心理質素，才不致兵敗如山倒 [8] 。

英軍按照計劃陸續撤離，蘇格蘭營殘部由香港防衛軍及加軍護送，率先從佐敦碼頭及九龍城碼頭上船離開，拉吉普營和旁遮普營在大陸旅旅長華里士准將的指揮下，且戰且退，掩護其他部隊撤離，並沿著九龍山脈一直徒步撤至魔鬼山半島。其中一隊日軍亦一度追至尖沙咀碼頭，幸而英軍成功乘船逃脫 [9] 。

12月12日，華里士准將與舊部拉吉普營留守在魔鬼山上，前有追兵後無退路。日軍第二二九聯隊進逼至馬騮塘一帶，拉吉普營在港島砲臺的掩護下仍然堅守這塊最後陣地，並逐步退至三家村碼頭等待運輸船來援。可是，日軍戰機連日來摧毀不少英軍船隻，在如此關鍵時刻居然無船可派。直至12月13日上午，英國皇家海軍驅逐艦色雷斯人號及魚雷艇冒著被空襲的風險，從三家村順利接走拉吉普營餘部。開戰五天，守軍損失約370名將士。

香港保衛戰踏入第六日，新界及九龍已被日軍控制，英軍全員退守港島。日軍在九龍半島佈置砲陣的同時，派出一艘掛著Peace Mission旗幟的小船駛到皇后碼頭，日軍參謀多田督知帶同一名拖著獵犬的俄籍婦女步出碼頭，向英軍勸降。港督楊慕琦接過勸降書後，旋即回覆拒絕投降。

同日下午，日軍第一砲兵團已準備就緒，隨即有組織地砲轟守軍各個陣地，其中摩星嶺要塞、卑路乍砲臺、白沙灣砲臺，以及港島北岸沿線機槍堡連番受襲。日軍轟炸機隊亦針對愛秩序灣一帶的港島東岸防線進行一連串空襲，重創英國海軍的香港仔基地。

駐港守軍不甘示弱，瞄準日軍砲陣還擊，魚雷艇及砲艇連續多晚駛到維多利亞港，冒著槍林彈雨向九龍沿岸日軍突襲。由12月13日至12月17日，港島經歷五天的空襲及砲轟，部分北岸砲臺如松林砲臺、機槍堡已經喪失功能；市區民房中彈著火，消防隊四出撲滅。連日激戰使英軍陣地的通訊設備嚴重受損，電話線不時在重新鋪設後又馬上被炸毀，增加英軍部署及協調的難度。香港防衛軍的華籍英兵駕駛著摩托車，穿梭戰場各地傳達命令。可是，兩軍隔岸砲戰，英軍逐漸處於下風狀態。

日軍本來頗有信心可以威逼英軍放棄抵抗，甚至將砲彈投到總督府附近及維多利亞城住宅區作恐嚇性轟炸。12月17日，日軍參謀多田督知再次向英軍勸降，但英國政府不願過早放棄香港，楊慕琦亦只能堅持到底 [10] 。

日軍搶灘成功　西旅指揮官奮戰至死

在英軍再次拒絕投降之際，日軍第三十八師團參謀們已經擬定登陸港島的作戰計劃。搶灘登陸自古都是一項艱難任務，若是碰上守方猛烈還擊，攻方往往要付出沉重代價，甚至全軍覆沒失敗收場。把握天時地利更是關鍵所在，登陸過程盡可能在潮漲期間完成，大幅縮短登岸距離從而增加作戰成功率。香港屬於不正規半日潮，冬天時分較高的潮漲在夜間出現，反之夏天則在日間出現，因此日軍決定在夜間潮漲時發動進攻，甚至揚言只需一日一夜即可佔領港島。

12月18日，香港保衛戰的第十一天，日軍無止境地砲轟港島東岸，防禦工事幾乎被炸得體無完膚。沿岸濃煙密佈之下，再加上不少探射燈被摧毀，令駐守此地的拉吉普營印兵視野大受影響。當晚7時，日軍最佳的登陸時機來臨。第一波登陸部隊由三個步兵大隊組成，砲兵從後支援，目標為太古船塢、愛秩序灣及北角，當守軍從漆黑一片的海域發現日軍登陸艇後，已經為時已晚 [11] 。

印兵面對有數倍兵力優勢的日軍，儘管機槍堡全力開火掃射，亦無阻來勢洶洶的日軍逐漸在灘頭站穩陣腳。12月19日，戰況優勢持續導向日軍，然而英軍不能只守不攻，否則只會一直維持被動狀態。從戰術層面而言，防守方更需要尋找適當時機向進攻中的敵人進行反擊。何謂適當時機，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認為，剛登陸不久的日軍腳步未穩，需要時間整合，正是反擊的絕佳時機。但此際由東海林俊成大佐帶領的日軍第二三零聯隊，已暗中繞過北角發電廠防線，從寶馬山沿著金督馳馬徑暗渡陳倉，無意之間闖入港島西旅指揮部的所在地──黃泥涌峽 [12] 。

西旅指揮官羅遜准將意識到事態嚴重，沒想到日軍竟在此時現身眼前，急忙調配附近的蘇格蘭營及溫尼柏營前來救援，香港華人軍團的新兵亦加入戰鬥。日軍利用速射砲及重機槍將黃泥涌峽嚴密封鎖，即使援軍極力奮戰亦難以進入峽內。羅遜准將面對日軍的重重包圍，認為與其死守，不如突圍而出，可能尚有一絲生機，於是與莫德庇少將作最後通話，留下一句：「我將出去戰至最後。」（I am going to fight it out.）說罷便帶著指揮部士兵向外突圍，最終盡數戰死 [13] 。

太古至北角防線終告淪陷

黃泥涌峽是港島的心臟位置，掌握著通向港島南方的大門。西旅指揮部淪陷後，莫德庇少將在12月19日向守軍下令執行「第六號作戰指令」，對日軍進行大規模反攻行動。首先第一階段是由西旅部隊重奪黃泥涌峽的控制權，然後再掃蕩位於北角英皇道的日軍，拯救受困在北角發電廠裡的曉士兵團，再配合東旅部隊從紅山半島向北夾擊日軍，將敵軍盡數趕回北岸岸邊，瓦解其登陸攻勢 [14] 。

可惜事與願違，西旅反攻部隊由西向東推進至黃泥涌峽時，遇上日軍猛烈還擊，無法突破日軍在黃泥涌峽東側築起的防線。在毗鄰的渣甸山上，以歐亞混血兒為主的香港防衛軍第三連第九排同樣受到日軍第二三零聯隊圍攻，孤立無援地守著渣甸山上的一號及二號機槍堡。日軍狙擊兵瞄準機槍堡的洞孔攻擊守軍，又破壞機槍堡的重型機槍，更登上一號機槍堡頂部從通風口向堡內扔擲手榴彈，反被二號機槍堡的守軍開火殲滅。防衛軍在兩座機槍堡裡互相掩護對方，令日軍遲遲未能攻破渣甸山，防衛軍第九排排長菲爾特中尉（Lieut. Field）及香港大學文學院學生洪𣘼釗下士（LCpl. Hung Kai Chiu）雖數度被擊中負傷，但仍然奮力作戰，對同僚起到莫大鼓舞作用 [15] 。

激戰持續十六小時，洪𣘼釗下士最終傷重不治，菲爾特中尉嘗試帶領防衛軍突圍失敗。溫尼柏營在渣甸山南側撤退時被日軍投擲手榴彈伏擊，加籍士官長奧士本（CSM. John Osborn）捨身撲向手榴彈，犧牲自己保護戰友 [16] 。結果，渣甸山在12月19日終告失守。北角發電廠情況同樣不妙，駐守此地的曉士兵團每位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兵，縱使得到米杜息士營的援助，擊殺多名日軍軍官，但電廠仍被日軍攻陷 [17] 。總結日軍登陸第二天的戰況，太古至北角的防線已經無力挽回，日軍控制黃泥涌峽以東的山脈，與黃泥涌峽以西的英軍西旅對峙，同時準備揮軍向南進發。

香港失守　英國正式投降

12月20日，香港形勢急轉直下，日軍攻陷淺水灣道，並將戰線進一步推至紅山半島、壽臣山及深水灣一帶。英軍東、西兩旅的陸路通道基本上已被分割，只能獨自抵禦日軍進攻。原定計劃，香港獨力作戰以待英國皇家艦隊來援，但如今援兵已成泡影。英國遠東海軍旗艦威爾斯親王號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便在馬來半島海域被日軍戰機擊沉，成為人類史上首次單憑空中力量將戰列艦擊沉的輝煌戰績。

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堅持下去。12月21日，港島東、西兩旅向日軍策動最後一次反擊行動，但依然無助扭轉戰局，日軍基本上已控制大半港島地區。12月22日，在第三十八師團參謀親自督戰的壓力下，日軍於聶高遜山及渣甸山積極地整理砲兵陣容，並由第二三零聯隊、第二二八聯隊及第二二九聯隊，分上中下三線向銅鑼灣、金馬倫山及壽臣山進攻。銅鑼灣及金馬倫山均是通往灣仔的大門，此地若失，駐港英軍司令部──域多利兵房將觸手可及。同日晚上，土井定七率領第二二八聯隊再次發揮其善於夜襲的長處，在砲兵的支援下從溫尼柏營手中成功奪取金馬倫山 [18] 。

縱使日軍不斷擊退英軍防線，但傷亡數字卻持續擴大，由於第三十八師團在完成香港作戰後，便要投入太平洋戰爭的餘下戰線，傷亡過多將不利於日軍大本營的部署 [19] 。12月23日傍晚，日軍參謀們決定重整步伐，以一天時間準備最後階段作戰計劃，向英軍策動總攻擊。12月24日，日軍在整備期間不停地向維多利亞城傾瀉砲彈，以擊潰英軍在城內的防禦工事。這年的平安夜極不平安，民眾只能在防空洞裡瑟縮顫抖。

1941年12月25日，雖然日軍正籌備總攻擊計劃，但攻勢依然未停。第二三零聯隊向灣仔方向推進，雙方爆發巷戰，日軍於灣仔街市遭遇米杜息士營的抵抗。旁遮普營前往灣仔支援，但防線亦只能不斷後退，英軍於灣仔柯布連道建立陣地。同一時間，位於金馬倫山的第二二八聯隊已攻陷灣仔峽，此時不論山地及市區英軍陣地均面臨全盤崩潰的危局 [20] 。

下午3時左右，日軍進攻柯布連道，米杜息士營營長史釗活中校（Lt. Col H. W. Stewart）向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報告，在九龍及港島的日軍砲兵雙重夾擊之下，柯布連道陣地只能堅持兩小時。莫德庇估計，日軍最快可於傍晚6時前攻入維多利亞城的核心──中環，於是向港督楊慕琦請示應盡快投降。楊慕琦向倫敦發電文表示香港已無法再守，並派人聯絡日軍表示願意投降。下午4時，莫德庇發出全軍停戰通知，總督府率先掛起白旗。晚上8時，曾兩度向英軍招降的日軍參謀多田督知，攜同港督楊慕琦與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乘坐天星小輪前往半島酒店，於336號房間向第二十三軍指揮官酒井隆正式投降 [21] 。

未知戰敗　赤柱守軍戰至最後

另一邊廂，困於赤柱半島的東旅守軍，因為通信中斷而未能獲悉英軍投降的消息，仍在與日軍纏鬥。綜觀赤柱半島地理形勢，由於三面環海，半島連接內陸之間最窄的部分只有大約三百米寛，確實有利於守軍抵禦敵人侵略。而且赤柱半島防禦設施相對完善，不但擁有七座機槍堡，還有黃麻角砲臺及赤柱砲臺，赤柱監獄為指揮所，儼然一座要塞。不過赤柱半島卻有一個致命弱點，就是半島地勢平坦，倘若敵軍佔領北側的赤柱崗高地，便可從山上俯瞰聖士提反灣至赤柱監獄的環境，英軍行動盡在日軍眼皮底下 [22] 。

12月24日晚，日軍第二二九聯隊在三輛九四式輕裝甲車掩護下，向赤柱發動夜襲。正當三輛輕裝甲車靠近英軍防線時，半空中突然強光一閃，原來是香港防衛軍第二連連長科沙福少校（Maj. H. R. Forsyth）看準時機向半空投射照明彈，第九五六防衛砲連的十多名華籍砲兵也幫忙以探射燈照向敵軍。日軍在強光下無所遁形，守軍齊向日軍開火，迅速擊毀所有輕裝甲車。其實日軍攻港部隊也僅有五輛九四式輕裝甲車而已，卻在電光火石之間失去了三輛。隨後，科沙福少校積極地奔走於英軍部隊之間指揮作戰，最終不幸中彈陣亡，死前一刻依然嘗試指揮部隊迎戰。

科沙福少校陣亡之後，英軍前線逐漸失去組織性，東旅指揮官華里士准將於12月25日凌晨時分將防線後撤至聖士提反書院一帶，但書院卻暴露於英軍防線前方，頓變孤立無援。日軍本以為聖士提反書院是一座守衛森嚴的陣地，怎料原來竟是一座英軍戰地醫院。連日損失甚多的日軍第二二九聯隊抱著報復心態，於聖士提反書院上演一場大屠殺，最終數十名負傷英軍及歐籍護士遭到日軍殺害。

12月25日上午，華里士命令加軍來福槍營向聖士提反書院高地的日軍反攻，此時加軍荷姆中校（Lt. Col. W. J. Home）堅持部下的休息時間不足，但華里士卻反駁東旅部隊根本無人獲得一絲休息機會。加軍在中午向聖士提反書院反擊，與日軍發生埋身肉搏的白刃戰。加軍曾經一度突破日軍防線，但日軍人數實在眾多，寡不敵眾之下加軍無法取得戰果，更損失慘重。此次反擊共有20名加軍陣亡，75人受傷，來福槍營已經無力再戰，荷姆中校對此亦相當不滿。

下午時分英軍司令部投降，日軍赤柱攻略部隊亦停止行動，但華里士未得知英軍投降。駐港總司令莫德庇曾向華里士表示必須堅守到底（Hold on to the last），所以華里士縱使知道這是一場注定必敗的戰役，仍然盡責地指揮部隊戰鬥。當晚，楊慕琦在半島酒店簽署投降書後，莫德庇念及困在赤柱的守軍，於是在日軍批准之下派出皇家工兵指揮官林保中校（Lt. Col. Lamb）向東旅轉達投降消息。華里士卻懷疑消息的真偽，不願放棄。直至12月26日凌晨1時30分，華里士接過經由米杜息士營營長史釗活簽署的投降手令後，才知一切終要結束了。

空白的一百年-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香港歷史-last-minute香城史 —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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