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的一百年-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香港歷史-last-minute香城史 —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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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序章】被遺忘的一百年（1841年至1941年）

【第一章】帝國主義──日不落帝國擴張 1.1 歐洲人憑甚麼征服亞洲？

1.2 鴉片戰爭背後的國策差異

1.3 香港非英國據點首選

【第二章】香港開埠──維多利亞城之誕生 2.1 維多利亞城非一日建成

2.2 貪婪的溫床

2.3 英國對香港的管治策略

【第三章】西學東漸──傳統思想改革 3.1 以傳教為本的西洋教育

3.2 躋身上流的通則

3.3 英式教育對傳統觀念的衝擊

【第四章】因利忘義──香港人的前世今生 4.1 地產霸權崛起

4.2 精英主義在作祟

4.3 善忘的香港人

【第五章】貧窮使人生病──瘟疫下的香港 5.1 讓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

5.2 清洗太平地

5.3 無知使人恐懼

【第六章】辛亥革命──制度外抗爭 6.1 改革還是革命

6.2 革命不是一場起義

6.3 國父的啟示

【第七章】左右之爭──夾縫中的香港 7.1 辛亥革命對香港的衝擊

7.2 五四運動後的漣漪

7.3 左派掀起的粵港罷工浪潮

【第八章】戰霧瀰漫──英國有棄守香港嗎？ 8.1 英國的遠東防衛戰略

8.2 誰衛我城

8.3 被遺忘的戰爭

【終章】誰衛我城歷史

【再版序】

新書開售之前，我們經常開玩笑預測道：「今日嘅銷量又係零啊！」

書展頭兩天，看著大家買書後的分享照，心底裡總是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第三天，坐在簽書會上，緊張得手騰腳震。完結後，編輯說新書反應很好，當時我們詞窮得除了講多謝，還是講多謝。

第四天，我們悄悄在旁偷看大家買書的情況，如果當天你在蜂鳥攤位覺得有人怪怪的看著你，在此我們跟大家說聲抱歉。

這幾天書展的奇幻經歷，全賴大家的厚愛。我們也有一個小小心願，就是希望可以藉著今次書展，喚起大家對香港，以及香港歷史的興趣。

乘著再版的機會，我們將參考書目重新編制，除了在內文標註所參考的文獻，亦在每章最後加上「延伸閱讀」，盼望各位讀者可以以此書為踏腳石，發掘更多不同學者所撰寫的作品。

藉此向各位讀者分享幾部作品，對本書寫作的過程中影響猶深，包括徐承恩醫生的《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及蔡榮芳教授的《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兩書覆蓋香港自1841年至1941年的歷史，為本書第一至七章提供紥實的參考資料。

羅永生教授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探討香港無處不出的勾結，以開埠以來，英語在香港這塊英屬殖民地上的重要性，道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各取所需、同床異夢的情況。

在梳理1894年香港鼠疫的資料時，從羅婉嫻博士的《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出發，順藤摸瓜翻查文獻，發現當年記錄鼠疫的報告頗為豐富。本書寫作過程中，二手史料是主要的參考資料，但在第五章卻有幸引用到大量一手史料作為補充，不亦樂乎。

橫山宏章著、李雨青譯的《素顏的孫文》有助我們窺探孫文的真實面貌，有別於一般教科書中「國父」的刻板形象。另一方面，黃宇和的《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則運用康德黎夫人的日記重整孫文在倫敦被綁架的過程，黃氏同時懷疑《倫敦蒙難記》的真實作者並非孫文本人。

辛亥革命成功後，共和中國誕生，但黨派之間的政治角力從未停止，香港成為左右兩派的角力場。從五四運動、海員大罷工到省港大罷工，可見中國政治形勢對香港的衝擊一浪勝過一浪。江關生在《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記錄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兩場大罷工之中的角色，從中我們亦可以看到港英政府的應對策略。

香港保衛戰作為本書的結局篇，鄺智文教授及蔡耀倫老師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還有鄺教授的《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及香港防衛軍第三連連長Evan Stewart的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補充了華籍老兵的參戰經歷。

特此鳴謝各位前人的努力，沒有大家的研究及作品，我們也沒有辦法將昔日的香港故事呈現於大家眼前，還有Song-Chuan Chen的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和John M. Carroll的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等等的歷史著作在此未能盡錄。各位喜歡香港歷史的朋友，不妨跟我們分享你的收藏書目，一起交流。

容許我們再次感謝蜂鳥出版Yannes照顧。

2021年7月26日晚

──恭喜張家朗為香港再添奧運金牌，創下歷史時刻

【序章】

被遺忘的一百年（1841年至1941年）

孩提時代從不喜歡讀書，對於歷史科更是避之則吉。中史科目一堆宋元明清，被弄得頭昏腦脹之餘，又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死記硬背仿佛是必然。大學時期，分別主修的是社會科學及文化研究，雖對社會事物倍增感觸，滿腔熱誠但缺乏著點，想改變世界卻無從入手。

長大後，投身社會工作後自覺變成巨輪中的一顆小齒輪，只能身不由己地運轉，沒有個性，也沒甚貢獻，難道人生除了食玩瞓痾就沒有別的意義？一年前的某天，如常地在馬桶上思考人生，突然靈光一閃，或許可以為自己成長的地方做點嘗試──經營以分享香港歷史為主的社交媒體專頁。

可是，讀書時期殘餘的歷史知識早已拋諸腦後，既然先天不足，唯有後天努力。閒時多逛書店，夜裡手中的夥伴由結他變成歷史書本，再從書本逐漸化為文字及圖片。由籌備至成立僅僅兩個月，Last Minute香城史終於跟大家見面。

起初擔心歷史題目欠缺趣味，因而採用輕鬆有趣的形式去敘述，希望吸引大眾目光關注香港歷史；後來發現閱讀香港歷史既可從中得到啟發，又充滿著感嘆及遺憾，比起任何一部經典小說絕不遜色。專頁面世後，也讓我們認識到世界很大，原來有很多人一直為香港歷史默默耕耘。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歷史存在體（Histrionical Being），人生在世就是不斷在體驗歷史及創造歷史，活在歷史當下。由此我們相信，歷史不一定由勝利者所書。

雖然社交媒體的興起革新了訊息傳遞的方式，但書本記載著知識的功勞仍然是不可磨滅。衷心感謝蜂鳥出版Yannes的邀請，得以將網絡專頁上的文字及圖片搬到書本裡，有幸可為香港歷史盡一分綿力。書中內容雖並非嚴謹學術論文，但在搜集及整理資料的過程卻是抱著一絲不苟的態度，不想誤人子弟，各位若然發現內容有誤時，煩請提出指正。

本書以香港開埠為起點，淪陷為終點，中間剛好經歷了一百年，希望盡量填補歷史課本上空白之處，為模糊的記憶重新補正清晰的片段。亦希望喚起各讀者對香港歷史的興趣，共同尋根究底去發掘及保存更多屬於香港的故事。歷史與現實世界從來都是環環相扣，在亂世當中，我們更應好好增進學識來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別輕易受人蒙騙。

2021年──香港開埠第180年

第一章

帝國主義 ──日不落帝國擴張

此章無意為帝國主義辯護或美化發動戰爭的原因，唯以客觀表述歷史事件發展背後的原因及局勢，有助以多角度思考香港在英國及清國，以至整個亞洲之間的角色。

1.1

歐洲人憑甚麼征服亞洲？

談起香港的起源，不少人第一時間會聯想到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把大清轟得稀巴爛之後，兩國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從此成為英國殖民地。這個說法並無問題，只是略嫌簡單。香港人經常被揶揄缺乏國際視野，中學教科書所描述的鴉片戰爭，亦甚少提及兩個帝國衝突的前因後果。然而，幾百年來歐洲一連串歷史事件堆積而成的因果，亦非寥寥幾句便可解說明白，因此先來惡補一下世界史吧。

你或會好奇為何是歐洲人征服亞洲，而不是倒過來，由亞洲人征服歐洲？如果過去是亞洲人先到歐洲，現在香港可能還是一座小漁村，至少未必像今天一樣。既然大家都知道英國人是坐船乘風破浪來到大清帝國（大概不會有人以為英國人從陸路來吧），那麼就不得不提及歐洲的航海歷史。

航海時代　以轉口貿易發大財

中世紀時期，歐洲人與印度人已有貿易來往，鄂圖曼帝國於十三世紀崛起之後，兩地之間的陸上貿易路線就必須跨越鄂圖曼帝國領土 [1] 。信奉伊斯蘭教的鄂圖曼人非常抗拒信奉天主教的歐洲人，對歐洲商人諸多阻攔 [2] 。自十四世紀開始，《馬可孛羅遊記》揭開了東亞神秘國度的面紗，驅使一批有野心的歐洲人決心開闢一條全新的海上航線，以避開鄂圖曼人直通亞洲。

十五世紀末，歐洲步入「大航海時代」，顧名思義就是一群航海家及冒險家帶著水手們出海尋找全新國度。當中的佼佼者非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莫屬，他從西班牙出發，越過大西洋後發現美洲新大陸，起初還以為自己抵達印度。哥倫布誤打誤撞下發現美洲新大陸，從此改寫人類歷史，歷史學家又稱這段時期為「地理大發現」。

大航海時代初期，英國、法國及德國（當時叫「神聖羅馬帝國」）仍未稱得上是航海大國，最強的是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及葡萄牙。葡萄牙國土雖小，但全盛時期卻是數一數二的航海大國。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率先抵達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再由另一位航海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好望角，順著季風成功穿越印度洋，終於來到夢寐以求的印度，今次沒有去錯地方了。

葡萄牙人再下一城，發現了位於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又名香料群島，島上擁有最吸引他們的亞洲土產：胡椒、肉桂等香料。因香料味道吸引，又可入藥，而歐洲並不盛產香料，故商隊將香料帶回歐洲可以賣到可觀的價錢，那時候的肉桂甚至與黃金同等價值。

大航海時代促進了歐洲航海技術發展，累積了多年遠洋航行經驗，歐洲人的造船及駕駛技術得到大幅改進。眼見葡萄牙及西班牙崛起，荷蘭、法國及英國亦不甘示弱，積極參與這場航海競賽。從十五世紀至十九世紀，歐洲各國於世界各地爭相開拓貿易路線，鬥個你死我活，透過商品轉口貿易累積大量白銀，在那個時代白銀就是世界流通貨幣。

除了東南亞物產之外，大明帝國的絲綢及陶瓷亦受到歐洲人青睞。歐洲人用白銀向亞洲國家購買商品，再轉運到歐洲以高價出售，從中賺取差價謀取暴利，亦帶動了金融及海上保險的成長。因此歐洲各國非常積極拓展亞洲的航海路線，無非就是為了透過貿易獲利並搶掠物產及土地資源，增加國家收入，建立更強大的殖民帝國。對於一眾歐洲商人而言，亞洲這個富饒之地簡直就是一個夢想國度。

乾隆令「一口通商」　惹英商不滿

另一邊廂，廣東及福建沿海地區的居民一向習慣以海為家，其中一部分就是靠水吃水的蜑家人。他們除了捕魚外，亦會透過貿易換取生活用品。自唐朝開始，屯門對出的海域已是華南重要的水道，不少中亞商船經常來往。明朝時期，葡萄牙人初來乍到，與香港沿岸蜑民進行貿易往來，屯門及大嶼山一帶更曾被葡萄牙人佔據為商業據點，與明朝水師發生海戰，但華南沿岸居民早已習慣歐洲人的存在，見怪不怪。

大航海時代發展之下，經濟全球化也逐漸成型，然而整個經濟發展的背後，還有奴隸制、黑奴買賣以及殖民者對原住民的無情屠殺。沒有以上劣行，歐洲不可能發展成世界經濟中心。

即使歐洲人在世界各地稱王稱霸，但海外貿易並非一件容易之事，科技及醫療技術尚未發達，令不少海外遠征隊不時因為水土不服而損兵折將，甚至是全軍覆沒。1610年英國人在詹姆斯敦 [3] 建立殖民地，打算跟當地印第安人貿易，結果不敵糧食短缺及衞生惡劣問題，加上寒冬降臨，飢寒交迫之下，殖民地的居民全數覆沒。

面對如美洲大陸般未被開發的地區，英國人的最大威脅是當地環境、土著及虎視眈眈的歐洲諸國；但對於亞洲這樣官僚制度成熟的國家，例如印度及明清兩代帝國，情況就完全不同。英國商人來到這裡，不是你說要貿易，人家就讓你自由活動，最重要還是要看當地皇帝面色。

明清兩代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自以為是天下中心，中心以外的地方都是蠻夷之地，就像從前廣東地區被稱為南蠻一樣。明清兩代與周邊國家有一種特殊關係，叫做朝貢制度。朝貢國須向皇帝獻上當地奇珍異寶作貢品，以表忠誠及換取所需物資。這種朝貢關係可以視之為另類貿易，但雙方關係並不平等，與歐洲主張的貿易方式大相逕庭。

自1757年開始，乾隆諭令只准開放廣州關口予歐洲人合法貿易，又稱為「一口通商」。英國人於1793年派出金牌外交官──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帶著六百箱貢品覲見乾隆皇帝，試圖打開大清帝國的貿易大門，建立長遠的外交關係，卻被乾隆斷言拒絕。年邁的乾隆認為大清是天下中心，英國只是外夷小島，地位低於大清國，故無須建立對等的外交關係，更不答允開放港口通商 [4] 。幅員遼闊的大清帝國只願意開放一個商埠予歐洲人貿易，相比起歐洲的航海熱潮，大清思想封閉，難怪會跟不上時代變遷。

不過對於英國商人來說，清國的茶葉、瓷器及絲綢實在有如黃金般吸引。面對乾隆皇帝的封閉政策，英國商人唯有先遵奉對家的遊戲規則，不然可能連做生意的機會都沒有。

由大航海時代一直發展，英國經歷過推動政治改革的光榮革命及經濟轉型的工業革命，先後在十七世紀擊敗荷蘭、十八世紀勝出七年戰爭 [5] 及十九世紀初戰勝法國拿破崙等競爭對手，成功從一眾歐洲列強之中脫穎而出，一舉成為世界霸主，不管在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及亞洲都有英國人的足跡。問題是，在大清帝國面前，英國商人亦只能暫時屈就於廣州這個港口，默默地進行貿易生意，更不時受到廣州政府官員的阻撓。堂堂大英帝國的子民又豈能忍受如斯對待？有英國商人不滿諸多限制的「一口通商」，向倫敦政府打小報告，要求訴諸武力以解除清國經商限制，並打算在華南沿岸佔領一塊土地作貿易據點，設置自己的港口及商館，免於清政府的管轄，此舉與英國人在印度及南非的策略如出一轍。

看到這裡的你，是否有一種長跑比賽快要到達終點的感覺？花了這麼長的篇幅，就是希望講解英國人想要一個遠東港口的前因後果，香港這個小漁村快將要登場了。

十三世紀時的鄂圖曼帝國幅員遼闊，範圍包括土耳其、巴爾幹半島區域、以色列至埃及等北非地區。

福井憲彥著，黃耀進譯（2018）。《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台灣：八旗文化。pp. 33-34。

詹姆斯敦位於美國東岸，乃英國在美洲建立的首個殖民地。

平野聰著，林琪禎（2018）。《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台灣：八旗文化。pp. 259-266

七年戰爭發生在1756年至1763年，參戰國包括英國、法國、普魯士、俄羅斯、易洛魁等十五個國家及勢力，戰火蔓延至歐洲、北美洲、南美洲甚至東南亞，可說是人類第一次的世界大戰。七年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之處是，參戰方主要為各自的殖民地而戰，而英國成為戰爭最終勝利者，成功從法國手上取得北美洲及印度的控制權。

1.2

鴉片戰爭背後的國策差異

鴉片戰爭的故事相信各位都能倒背如流，不過以前學校所講述的鴉片戰爭，通常只是簡短介紹戰爭經過，沒有清楚解釋箇中細節。譬如說，為甚麼貿易爭執會演變成兩國兵戎相見？即使中美貿易戰打得如火如荼，也沒有進展到要發動戰爭的地步。以下將會從當時的世界觀，以及英、清兩國的政策去探討鴉片戰爭──這場關乎香港命運的戰役的來龍去脈。

「遷海令」造成的猖獗走私

關於清代的貿易政策，我們常常會有刻板印象認為清廷奉行鎖國政策，民間被禁止進行海外貿易活動，但此並非事實全部 [1] 。清代初年，鄭成功家族掌握台灣海峽的海上貿易大權，推動福建與廣東一帶的農業發展，逐漸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南方貿易勢力，其貿易網絡甚至遠達日本、朝鮮、菲律賓及馬來半島，簡直就如大清版的東印度公司。

鄭成功與父親鄭芝龍本來是商人出身，擁有龐大的海上武裝船隊，說白一點就是海盜及走私集團。後來鄭成功更高舉反清復明的旗幟率兵反攻大陸，甚至嘗試驅趕台灣島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順治及康熙兩位皇帝為鎮壓鄭氏集團，於1661年至1679年期間至少三度下達「遷海令」。只要你家在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及山東五個省分的沿海地區，就要被強制摧毀家園及所有農作物，遷移至三十至五十里內的內陸，以斷絕跟鄭氏集團聯繫的任何可能性，從而封鎖鄭成功在沿岸的經濟活動。那時候香港首當其衝，原居民被迫遷界，頓成一座荒涼孤島。

但要是認為遷海令實施之後，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活動就全被中斷，就未免太不了解這個世界。海禁令斷斷續續在明清兩代出現，每當海禁令實施時，貿易商隊便會轉為地下化，靠走私販賣維持貿易來往；當海禁令解除後，貿易活動又會重見天日。

走私對於朝廷財政最大影響是關稅收入減少，如果商品通通都透過走私進行交易，朝廷原本應得的稅收便會不翼而飛。換言之，朝廷掌握貿易大權，稅收才會增加，庫房才會豐足。

事實上，清國並非一直奉行鎖國政策。鄭氏集團於1683年被清廷擊敗後，康熙皇帝重新開放海上貿易，平民百姓得以合法貿易，朝廷並且對外開放四個沿岸港口，包括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其中使用率以粵海關最高。至乾隆皇帝時卻關閉三個港口，僅保留廣州一埠，重新收緊民間貿易，以便集中管治日益繁盛的外國商業活動。皇帝不容許普羅百姓任意接觸歐洲人，亦不鼓勵百姓像歐洲人般遠渡他鄉發展事業。皇帝只想主導一切，讓天下所有藩邦皆臣服於天子腳下，唯恐百姓像鄭氏一樣，得勢之後反過來威脅皇室地位。

地球另一端的大英帝國恰巧相反，英格蘭女皇伊利沙白一世（Elizabeth I）向有實力的海外公司頒發皇家特許狀，讓民間創業家在亞洲等地拓展海外市場，從而提升帝國的影響力 [2] 。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英國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取得皇家特許狀後在印度大展拳腳。香港老牌英資公司──怡和洋行的創辦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亦曾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後來改為販賣鴉片。英國最早期的海外擴張，不少是由金主出資贊助探險家和商人，帶有一點投機成分去開拓貿易市場，或者探索未知的領域。一旦成功，就可以發大財。

我們常常以為英國依靠軍隊到處攻城掠地，但事實上，英國不是純粹單憑武力開疆闢土，英國佔領海外土地的過程粗略上可以簡單分為兩種模式：對無人之境的佔領以及對文明之地的佔領。

對無人之境的佔領：澳洲是絕佳例子。庫克船長（Captain Cook）於1770年8月登陸澳洲北岸的一座小島（後被稱為Possession Island），這個面積不大的小島與澳洲大陸相隔僅兩公里。庫克明明發現島上原住民散落四周，並非無人之境，不過他認為原住民部落零散，群龍無首，無人可供談判領地事宜，所以索性以英皇之名宣稱這地方為無主之地，直接插上米字旗，從此歸為英國管治 [3] 。

對文明之地的佔領：情況就複雜得多。以香港為例，1840年的香港島約有四千人居住，當中又以赤柱人口最多，屬清廷管轄範圍，並非無主之地。英國人佔領文明之地的慣常做法，是以武力迫使當地國王締結和約 [4] 。眾所周知，英國擊敗清國之後，再締結《南京條約》這條不平等和約，以取得香港這片土地的控制權。

然而，英國人遠道而來的初衷，只是希望與清國建立長久的貿易關係，並無打算像佔領印度一樣入侵清國國土。不過在乾隆皇帝「一口通商」之下，英國人只能夠在廣州商館與清廷指定商人交易，不可隨便進入廣州城內、不可隨意接觸華人、不可於冬天逗留廣州，可謂限制多多。面對清廷的嚴密規管，身在異地的英國商人卻有恃無恐，因為背後還有一座大靠山──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明白貿易帶來財富、財富增強國力的道理，於是樂見民間企業在全球擴張業務，最重要是準時交稅回饋政府。所以，如果英國商人在海外遭人欺負時，便會向英國政府訴苦及請願。當政府衡量過，認為替英商出頭利大於弊時，就會親自出馬。

怡和洋行──鴉片戰爭幕後推手

1830年伊始，廣州十三行的英國商人不滿清廷的專橫對待，向清廷請願又經常摸門釘，常遭清廷官員歧視及拒絕接見，以致英商感到相當屈辱及挫敗。於是，英商要求英國政府介入的聲音日漸壯大，在廣州營商的英商將輿論帶回英國國內，並遊說國內商家支持向不願合作的清國發動戰爭，以迫使清廷坐在談判桌上，放寬貿易條件，突破一口通商的限制。

1834年，怡和洋行創辦人之──詹姆士．勿地臣（James Matheson）向英國外相巴麥尊子爵（3rd Viscount Palmerston）遊說，要求倫敦政府以強硬手段解決與清國的貿易紛爭，說白一點就是向清國開戰 [5] 。然而，要求英國向地球另一端的東亞帝國發動戰爭，談何容易。所謂三軍未發，糧草先行，遠征清國戰線極長又不利補給，實在是極之冒險的行為，故此英國政府最初是反對開戰。

但怡和洋行的開戰決心真的不可小覷，勿地臣派人仔細窺探清國虛實，研究清國東南海沿岸地勢，並向倫敦政府提供清國的軍事情報，包括清兵的武器、兵力及弱點。最終得出結論：大英帝國擁有壓倒性軍事力量，清兵將會不堪一擊。這些情報讓英國政府重新認識清國的底蘊，意義不凡。

即使如此，英國政府還有另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出師無名。開戰理由欠奉，胡亂開戰或會破壞與清國之間價值連城的茶葉貿易。英國人自品嘗過茶的滋味後，便對紅茶愛不釋手，更看上其保存能力強。在維多利亞時代，下午茶成為上流社會人士打發時間的恆常活動，對茶葉的需求日益增長。不要小看茶葉的威力，香港人愛喝的港式奶茶、檸檬茶正是由紅茶泡製。

對華開戰的遊說從未停止，怡和洋行終於獲得一個天賜良機──清廷禁煙。1839年3月，欽差大臣林則徐命令廣州十三行的西方商人在限時之內將所有鴉片存貨交出，並需要簽署永不販賣鴉片承諾書，又查封十三行，讓英、清兩國的貿易磨擦推上高峰。英商最終屈服交出鴉片，並且因為商館被禁而被迫離開廣州，只能暫居於停泊在尖沙咀海域一帶的商船上。

不得不提的是，鴉片對於十九世紀的清國而論絕非新鮮事物。自唐朝以來，四川省已有種植罌粟的紀錄，清朝時期更發展成全國種植。雖然雍正皇帝於1729年嚴打鴉片，但未能有效制止。直至十九世紀中期，高官、皇室貴族以至道光皇帝通通愛上吸食鴉片，百姓也因為鴉片大量引入而染上煙癮。

驅使清廷決心禁煙的原因，不僅是民眾健康，而是英國人掌握了量產鴉片的技術後，將一箱又一箱的鴉片從印度走私至清國，清國未能對此徵收關稅，卻讓白銀一批又一批地流失。白銀猶如外匯儲備，白銀流失便會導致國庫空虛，物價自然上漲，百姓購買力下降，最終引致國內經濟萎縮。歸根究柢還是經濟因素，才讓道光皇帝的禁煙決心比起前兩任皇帝更加堅定不移。

怡和洋行另一位創辦人──威廉．渣甸把握著林則徐禁煙的黃金機會，於1839年9月親赴英國向外相巴麥尊子爵告狀，再次遊說政府內閣成員支持對清國開戰，並向巴麥尊分享一手的清國情報及作戰計劃，摒除內閣對戰爭的疑慮。今次巴麥尊終於被渣甸說服，內閣成員贊成對清開戰。如今萬事俱備，只欠議會決議。

不過，眾議院未有直接討論對清開戰的議案。1840年4月，在野黨托利黨率先向政府提出不信任動議，質疑執政的輝格黨未有好好照顧在廣州受盡委屈的英國商人。經過眾議院歷時三天的激烈辯論後，不信任動議仍未能取得足夠票數通過，但已經對輝格黨構成一種壓力，迫使政府必須發動戰爭為英國商人重拾聲威，從而挽救政治危局 [6] 。

這個時候，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都已經站在威廉．渣甸及詹姆斯．勿地臣這邊，這場仗注定要開打。還用擔心出師無名嗎？索性就讓這場戰爭為大英帝國挽回應有的榮譽吧！以上的確是英國為了發動戰爭而強詞奪理的藉口。戰爭，終究由政治所凌駕，而幕後推手正是以怡和洋行為首的一群主戰派商人。

另一邊廂，意見多多的勿地臣，又主張倒不如順便在清國東南沿岸佔領一座島嶼，充當遠東商業基地。英國既可於此建立商館，又可儲放貨物及供商人居留，更可以為商船補給維修，而且不受清廷官員限制，一舉多得。問題是，究竟哪一個島嶼才是最合適？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02-103

約翰．達爾文著，黃中憲譯（2016）。《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台灣：麥田出版。 pp. 88

Ibid. pp. 86

Ibid. pp. 87

Song-Chuan Chen (2017). 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18-119

Ibid. pp. 122-124

1.3

香港非英國據點首選

為何最終香港會變成英國殖民地，背後有一段漫長的故事。

十九世紀初，英國本土輿論對清國局勢，甚至亞洲局勢根本不感興趣。國內最關注的議題是黑奴事宜，其時英國的廢奴主義風潮達致高峰，國會於1807年通過廢除奴隸販賣法案，並於1833年再通過廢奴法案，黑奴在法律上獲得解放。續後多年，任何關於黑奴的討論都可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那麼誰最關心亞洲事務？當然是在亞洲貿易的英國商人。英國東印度公司曾經壟斷英國對清國的茶葉貿易生意，如日中天。但對於東印度公司而言，清政府也是個難搞的角色。打開印度的神秘面紗已讓英國人焦頭爛額，更何況面對另一個亞洲帝國──清國，即使英國砲艦再強，總不能每次遇上衝突時皆使用武力解決。

1784年，英國商船休斯女士號（Lady Hughes）鳴放禮砲時，誤中一艘華人漁船，造成兩名華人死亡。在清廷壓力之下，船長交出肇事水手。英國人認為此事純屬意外，心想最多賠錢了事，但根據大清律例，殺人就要償命，廣東官府在未經審訊之下便暗中處決疑犯，令英國人意外。

事後有英國商人提議如欲擺脫大清法律限制，就必須建立一個英屬據點，並由英國法律管治，才能保障英國人安全，免除法律管轄界線糾纏不清的煩惱 [1] 。這項提議於1793年被交託予金牌外交官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提出，當然最終失敗收場。

既然馬戛爾尼未能成事，就讓東印度公司來吧。東印度公司曾經在印度建立多個據點，如孟買及馬德拉斯要塞，可謂經驗豐富。不過東印度公司面對著大清帝國，卻完全沒有辦法奪取半個小島。

佔領澳門失敗　舟山成候選地點

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十三行附近有不少島嶼，印度總督韋爾斯利（Richard Wellesley）注意到自十六世紀便屬於葡萄牙人的澳門半島。東印度公司曾於1802年及1808年兩度計劃趕走葡萄牙人，接管澳門半島，皆以失敗告終。在第二次搶奪行動時，英國海軍一度成功登陸澳門，原以為這樣便能夠迫使清政府承認澳門歸英國管治，怎料清政府以武力介入，開砲驅趕英軍。海軍少將德萊利（O'Bryen Drury）在關鍵時刻竟然臨陣退縮，未敢迎擊便帶兵撤出澳門。英國商人的小島願望，再次落空 [2] 。

要是當時德萊利少將開砲還擊，或許便能擊退清兵，並將葡萄牙人逐出澳門。香港最終得以開埠，少不免受到這名海軍少將一瞬間的決定而牽動的蝴蝶效應吧。

既然東印度公司未能成事，就讓怡和洋行來吧。若然問到1830年代有誰對清國東南沿岸地理最為熟悉，怡和大班敢認第二，沒人敢認第一。東印度公司在1833年開始失去對清國貿易的專利權，成就怡和洋行以獨立公司的姿態迅速崛起。驅使怡和洋行花時間惡補地理知識的原因，除了搜集情報獻給倫敦政府發動戰爭，另一個原因就是尋找一個合適島嶼，讓英商從此不用再忍受廣州十三行嚴苛的生活，說穿了都是想爭取更多利益 [3] 。

勤奮好學的怡和團隊總結所得資料，在1837年將研究結果刊登，羅列出十九個散落於清國東南海域的島嶼，比較其好壞 [4] 。最佳島嶼得獎者，不是香港，而是舟山，大家未必知道舟山是甚麼地方，其實舟山是位於寧波對岸的沿岸群島。寧波即是康熙年代開放的四大貿易港口之一的浙海關，位於長江三角洲，曾為茶葉及絲綢的出口重地。舟山被視為首選，是源於在乾隆關閉浙海關之前，舟山已經累積一定的商業活動經驗及設施，而地理位置相比廣州，更接近日本和朝鮮，方便英商進一步開拓亞洲貿易市場。

香港，是怡和洋行的第二個選擇。香港最初吸引歐洲人並不是其夜景，而是位於薄扶林的瀑布灣。常識書都會提及，即使再口渴也好，也絕對不能飲用海水。歐洲人從西方遠渡重洋，食水儲備不可或缺，薄扶林瀑布灣在十九世紀開始便吸引不少遠洋商船靠近補給食水。

對於經常出入珠江河口的西方商船而言，香港真是一點都不陌生。因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英商只能在廣州十三行進行貿易。珠江成為一條繁忙的航海路線，香港位處於珠江三角洲的下游末端，幾乎是商船必經之路，地理條件相當適合成為英國人在此地的第一座橋頭堡。不過當時香港仍以漁農業為主，尚未開發，考慮到拓荒成本高昂，故此未能成為怡和洋行團隊的首選。

怡和孖寶──威廉．渣甸及詹姆斯．勿地臣兩人亦各持己見，渣甸傾向佔據舟山，勿地臣反而鍾情台灣。即使在廣州做生意的英國商人，亦不是一面倒贊成佔領清國島嶼，因擔心此舉會招致清廷反制，將英國人踢出廣州。

怡和洋行明白到討論聲音不能只局限在廣州範圍內，必須將聲音帶回英國國內，才能得到更大迴響，但是單靠輿論還是不足以讓一個島嶼從天而降，跌入英商口袋，除非得到英國政府的大力支持，惟她仍然舉棋不定。

既然怡和洋行未能成事，就讓當時的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來吧。義律出身於名門望族，在英國頗有地位。駐華商務總監是一個新設立的外交職位，事源東印度公司於1833年被英國政府收回廣州貿易專利權，改由各獨立公司取而代之。故此英國政府認為有必要派遣一名商務總監出使廣州，管理英國公司在當地的貿易事務，並藉此與兩廣總督保持良好關係，為英商帶來便利。

但是清政府認為廣州十三行乃大清管轄範圍，絕不能容忍英國人在廣州以英國的辦事手法管理兩國貿易事務，甚至認為這個商務總監只是來挑戰大清法律，故稱之為「夷目」，即外夷的頭目。第一任的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貴為英國上議院議員，身份顯赫，但於1834年7月出使廣州欲見兩廣總督時被拒諸門外，無奈之下唯有暫居澳門，住所由渣甸提供。律勞卑與渣甸同為蘇格蘭人，兩人同聲同氣 [5] 。渣甸當然把握機會，向律勞卑推銷佔領島嶼大計。律勞卑聽罷認為香港倒是不錯，成為第一位贊成佔領香港的英國官員。

銷煙令下　英商暫居尖沙咀船上

可惜律勞卑於同年10月感染瘧疾，鬱鬱而終。兩年之後，查理．義律升職成為第四任駐華商務總監，亦成了左右香港命運的決定性人物。義律任內正值鴉片走私活動的高峰期，時任兩廣總督鄧廷楨對鴉片走私卻隻眼開隻眼閉，因為其兒子正是鴉片走私商。然而欽差大臣林則徐於1839年決定以強硬手段沒收所有英商鴉片，鄧廷楨當然不敢哼聲，只能假裝合作禁煙，否則隨時人頭落地。

初期英商不肯交出鴉片，清政府把義律及一眾英商共350人困在廣州商館區裡數日數夜，斷糧斷水之餘，更威脅要斬殺英國商人示眾。義律無權命令英商交出鴉片，但此時亦只好先向英商承諾政府會願意賠償鴉片的損失，暫且將所有鴉片交出以換取眾人的人身安全。英商們交出鴉片後，撤至澳門暫居，但澳門始終不是英國人地頭，亦有部分商船選擇停泊在尖沙咀附近海域暫避風頭 [6] 。尖沙咀海港（又於1843年得名維多利亞港）勝在水深港闊，即使吃水極深的遠洋艦隊仍然能夠安穩出入。海軍出身的義律，固然明白深水航道對遠洋商船的重要性，因此亦開始愛上維多利亞港這片水域。

林則徐於1839年6月3日開始將沒收的鴉片銷毀，一銷就銷了23天，銷毀之後仍未敢班師回朝，擔心一旦離開廣州，鴉片商人又會捲土重來。英商眼見林則徐不肯離去，數以百計的商船只好繼續停泊在尖沙咀附近。陰差陽錯之下，香港成為英商的臨時據點。

即便如此，鴉片交易依然在暗中進行。直至1840年6月英國海軍到場，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展開，廣州商埠隨即關閉。義律隨軍北上，先封鎖珠江三角洲，再圍攻舟山，並於同年8月攻下舟山。當時外相巴麥尊給予義律清晰指示是：佔據舟山。義律準備接管舟山之際，道光皇帝使出絕招，派出兩廣總督琦善（鄧廷楨已被發配邊疆），主動邀請義律回廣東和談。

《穿鼻草約》改變香港命運

義律並非好戰之人，又急於恢復貿易活動，所以應邀到廣東與琦善商談，怎料這是琦善的緩兵之計，目的是拖延英軍好讓清兵重整旗鼓。義律在廣東一等就等到1841年1月，逐漸失去耐性，發現自己原來一直被騙，隨即下令砲轟沙角砲台及大角砲台。琦善見狀心感不妙，擔心義律的怒火將蔓延至廣州，自己帥位隨時不保，瞬即答應與義律達成和約。

兩國代表於穿鼻會談，最終在1841年1月20日擬訂《穿鼻草約》，清廷將賠償六百萬，解封廣州商埠，並割讓香港。不過兩位代表未能實質代表兩國政府，草約上亦沒有兩國君主簽名確認，根本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儘管如此，義律率先單方面公佈《穿鼻草約》的條文，並於1841年1月25日私自派出海軍上將卑路乍（Adm. Edward Belcher），指揮海軍砲艦硫磺號（HMS Sulphur）前往上環水坑口勘察環境。1841年1月26日早上8時15分，英軍在遠東艦隊司令伯麥（Adm. Gordon Bremer）的帶領下，於水坑口鳴砲，升起英國國旗，宣告此島歸為大英帝國管治，香港從此不一樣。

等等，巴麥尊不是叫義律佔據舟山嗎，怎麼變成香港這座「鳥不生蛋」的小漁村？當《穿鼻草約》消息傳到巴麥尊耳中時，巴麥尊怒斥義律根本不聽從上司指示，更決定要炒義律魷魚。怡和孖寶在英軍佔領香港之後亦意見多多，勿地臣直言自己好像被騙了，抱怨賠償金額少，又沒有開放其餘港口，說好的舟山又變成香港；而渣甸更獅子開大口說應該乘勢佔領台灣、舟山及廈門等等，但香港就不必了。

既然查理．義律未能成事，就讓砵甸乍來吧。砵甸乍於1841年8月抵達澳門，奉命來接替義律職位。義律擬定《穿鼻草約》之後，英清貿易曾短暫恢復，始終生意才是最重要嘛。但當砵甸乍到達之後，戰火又重新蔓延。砵甸乍在澳門一邊管理新鮮出爐的香港，一邊繼續以武力向清國施壓，並且派兵進駐舟山。

1842年夏天，英國砲艦封鎖長江流域，直逼古都南京。南方糧食樞紐被封，再拖下去京師便會斷糧。道光皇帝無計可施，唯有指示耆英（連琦善都被革職了）去找砵甸乍談判，只要英軍願意撤兵，清廷便願意正式割讓香港。最終，兩國代表於1842年8月29日，在英國海軍旗艦康華麗號（HMS Cornwallis）再度展開和談，並簽訂《南京條約》。

今次兩位代表真的代表兩國政府意願，《南京條約》猶如《穿鼻條約》加強版。除了重開五個沿岸港口之外，條約更列明清廷需要賠償2100萬元，英國政府會將其中1200萬用作此次戰爭開支，另外將900萬補償英商的損失。至於一直以來不斷提及的舟山，由英國暫時接管，直至賠償全數收妥後，英軍才會撤走，這總算滿足了巴麥尊及怡和孖寶的小小願望。而最重要的是，《南京條約》終獲兩國元首點頭允許，並於1843年6月26日正式生效，香港島將永久成為英皇直轄的殖民地（Crown Colony）。

延伸閱讀：

平野聰於《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中描述了馬戛爾尼使節團在1793年覲見乾隆的情況，當時乾隆要求英使必須行三跪九叩尊禮，但英使堅持以親吻乾隆玉手取代，由此可見清國仍抱有自以為世界中心的傲氣。《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研究清史，但不局限於闡述清國之事，更描繪了與內亞至東亞地區的周邊國家關係，梳理出清國國力由盛轉衰的過程，為理解香港開埠歷史增添一個面向。

「在乾隆眼中，如此的委協也不過是對千里迢迢遠渡重洋、前來朝貢的人給予相應慰勞，而承認對方儀式的行為罷了。因此，他仍不可能簡單地更改大清按照與各朝貢國之距離、關係深淺來制定的通商條件。”」（平野聰, 2018, pp. 264, 林琪禎譯）

恰和洋行大班遊說英國政府向清國開戰的過程，詳細可見 Song-Chuan Chen的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 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的起因，涉及到英國政府、政黨及商界之間的互動及紛爭，不僅是教科書中常提及到的林則徐銷煙事件。

“ Thanks to the lobbying of the Warlike party on the China issu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hanged from a quiescent policy to a forward policy. ” （Song, 2017, pp.125)

Ibid. pp.108

Ibid. pp. 108-110

Ibid. pp. 112-113

Ibid. pp. 185

Frank Welsh (1997).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pp. 69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20

第二章

香港開埠 ──維多利亞城之誕生

今天大概沒有人會再以維多利亞城統稱西環至灣仔一帶，取而代之的是中西區及灣仔區，無可否認是去殖化的一種手段，但維多利亞城邊界至今仍然列載在法律當中，而箇中的歷史卻似乎已被我們忘記。

2.1

維多利亞城非一日建成

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艦隊在香港休整補給，但又是誰向英國人提供補給物資呢？答案就是當地華人。當時沿岸居民為英國部隊補充糧食及軍需品，更有自願者受僱於英軍在戰船擔任水手，負責後勤勞動工作，隨軍攻打清兵。林則徐將協助英國人的華人形容為漢奸，好像忘卻當年以死抗清的祖宗。更有清廷官員將漢奸一詞，指罵與英國人有商業來往的華人 [1] 。根據以上定義，看來不少清廷官員也可能會被界定為漢奸。

戰爭打得如火如荼，遠洋以來的皇家英國海軍亦需要一個港口補給，香港正好完美地符合了軍隊需要。當初英國海軍上將卑路乍建議軍隊在水坑口登陸，正是貪其水域深度適合重型戰艦繫泊，減低觸礁擱淺的機會。英軍登陸之後，即在水坑口以西高地紥起臨時軍營，所以此處後來又被稱為西營盤。最初香港有不少由草棚搭建的臨時建築物，後來才逐漸改成石造建築。

除了西營盤軍營之外，英軍於1842年另闢建兩座軍營，一座是威靈頓軍營，另一座是域多利軍營，這兩座新建軍營皆設在現今金鐘港鐵站至太古廣場一帶。另外，英軍工程兵在中環及金鐘設置火藥庫、海軍醫院及海軍基地。直至1979年前，金鐘仍被劃為駐港英軍用地，而域多利軍營更是二戰時期香港保衛戰的英軍指揮部，為香港島最早期的建築物之一。

香港島宣佈成為女皇陛下的領土後，英國人亦開始著手在島嶼北岸開山闢石打造一座臨海城市。適逢英國正值維多利亞時代，這座新城最初便命名為女皇城（Queen’s Town），後來又於1843年6月易名為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更被譽為香港首都。可惜在今時今日，維多利亞城已變成一個陌生名詞，在平常生活之中，我們很少會再用維多利亞城這個地名。課堂上亦只會教導我們認識中西區及灣仔區，以區議會的十八區來劃分各個區域，維多利亞城的概念已逐漸從香港人的記憶中消逝。

選址中環為官邸用地

建城之初，英國人欲在港島尋找一塊面積廣闊的平地發展成市中心，但環觀全島，選擇有限，暫且只有快活谷（今跑馬地）符合大面積平地的要求。

不過英國人的如意算盤卻未能打響，駐紮在快活谷的英國大兵損失慘重，其中原因正是感染亞熱帶地區常見的可怕疾病──瘧疾。患上這種惡疾輕則發燒、嘔吐，重則癲癇發作、昏迷，嚴重者會死亡。歐洲人將可怕的天花帶到美洲，導致美洲原住民遭受滅頂之災，但歐洲人來到熱帶地區時亦同樣深受當地惡疾所害。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暑，過度曝曬之下就容易中暑，而且後果可大可小。英國屬於溫帶海洋氣候，夏天平均溫度很少超過攝氏二十度，但香港夏天動不動就超過三十度，對於喜愛紳士打扮的英國人來說，香港氣候無疑是一項挑戰。

既然快活谷不適合作政府用地發展，英國人唯有退而求其次，選擇了中環作為維多利亞城的核心區域，將花園道、上亞厘畢道、炮台里及雪廠街所圍繞的山崗劃定為政府山 [2] 。可惜直至義律被革職之前，仍未在香港擁有自己的官邸。香港第一代的總督官邸，由護理總督莊士敦（Alexander Johnston）興建，兩層高的花崗岩建築物座落於政府山上，但千萬不要誤會這就是現在的總督府喔。這座建築物現在名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3] ，於1997年至2015年曾被用作終審法院，紅磚外牆深入民心。法國傳道會大樓曾經服侍過砵甸乍、戴維斯兩任港督，直至1855年歷時四年興建的總督府終於建成，一眾港督總算有一個專屬自己的居所了。

政府山居高臨下，有利於監察海港船隻活動及對岸九龍半島清兵的一舉一動。而圍繞著總督府還有同期興建的聖約翰主教座堂、兵頭花園 [4] 以及美利兵房，將政治、軍事、宗教及休閒建築物匯聚於市中心的格局，是典型的英式殖地城市規劃。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香港猶如一座小倫敦，從皇后碼頭登岸後，隨處可見以花崗岩建造的英倫風格建築，恍如置身於歐洲城市一樣。

地產發展　始於戰亂之時

未等鴉片戰爭打完，義律已經在香港大搞地產發展，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劃地拍賣。義律於1841年6月12日在澳門舉行第一次香港土地拍賣，合共出售四十幅土地。義律將港島北岸地皮劃為官地，然後大致分成三個區域公開拍賣，包括最高級別的濱海地段、中規中矩的市區地段，還有普普通通的市場地段。濱海地段最大的優點是可以將沿海一百呎範圍據為己有，以作碼頭之用。輪船是貿易的重要交通工具，如果擁有一座屬於自己的碼頭，所有事情就可以自己一手一腳包辦，不用依靠別人，降低風險成本。

雖然此次拍賣吸引不少英國及帕斯商人 [5] 參與，但整體氣氛不算熱烈，仍有為數不少的地皮無人問津。怡和洋行作為廣州商埠老大哥，自然不能執輸，豪花565鎊投得三幅濱海地段，位置處於畢打街及皇后大道交界，成為拍賣會上最豪氣的買家。相反，怡和洋行的老對手寶順洋行僅投得兩幅地段，面積只有怡和的四分之一，無論成交額及地段面積都遠遠不及怡和洋行。至於最平的一塊濱海土地僅需要二十鎊便能成交，事後反而被投得的商人抱怨買了 [6] 。如果能夠穿越時空，相信不少人都可以成為維多利亞城的大地主，隨時富可敵國。

雖然兩位怡和大班經常表示對香港不感興趣，卻在香港大展拳腳，還購入銅鑼灣東角地皮，將澳門總部搬到東角，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怡和洋行於銅鑼灣興建倉庫、商館及貨船碼頭，遠離中環核心地區自成一國。東角昔日是維港海岸一個尖尖的海角，剛好位處維港東面，所以又名東角。與水坑口一樣，東角同屬深水海域，怡和洋行既可將鴉片走私船靠岸停泊，又可輕鬆視察維多利亞港的狀況。時至今天漫步銅鑼灣，會發現不少街名均與怡和洋行有關，例如怡和街、渣甸街及勿地臣街。於銅鑼灣避風塘的怡和午砲仍舊維持著傳統，每天中午鳴放禮砲，而這間百年老牌洋行還繼續在香港拓展其商業王國。

如果說中環是洋人區域，那麼上環無疑便是華人區域。香港開埠初期吸引大批華南沿海居民來港碰碰運氣，不少聚居於上環太平山區。華人人口眾多，民居環境擠迫，生活亦相當艱苦。但有窮人就自然有富豪，不少華資商家看準香港的發展潛力，在第一次劃地拍賣中投標上環地段。自1850年代開始，上環已經遍佈大大小小的米莊、海味店及南北行，透過經營轉口貿易生意，穿梭東南亞國家及清國兩地。

雖然英國國旗已於1841年在香港飄揚，但畢竟《穿鼻草約》毫無約束力，香港前途未明，何況外相巴麥尊一直強調舟山才是英國首選，香港可能隨時被英國丟棄，那次義律賣地嚴格上來說亦不算合法。他急於賣地的最終目的是招攬外國商人甚至華籍商人來港發展，擔當開荒牛，或是白老鼠角色。同樣地，義律籌組臨時政府時需要大量資金，賣地收益正好解決公共開支的燃眉之急。自開埠伊始，政府已經依賴賣地收益，埋下了往後香港高地價政策的種子。

「四環九約」的城市規劃

要打造一座車水馬龍的城市，開關闢道絕不可少，為的就是建立一個道路網絡將各方連結在一起。而工業革命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國內泥濘轍跡的道路經過大幅度修整，帶動了不同城鎮之間的貨物運輸往來 [7] 。然而，剛開埠的香港人煙稀少，道路不足、路況不佳，阻礙了軍隊及商隊的運輸。因應實際需要，英國人於1841年開始動員本地人修築一條由西伸延至東的大馬路，將維多利亞城內政府設施、軍營、碼頭、洋行及倉庫統統連結起來。

皇后大道於1841年開始依海而建，成為香港第一條海濱長廊，又稱為大馬路。不過大家會否好奇，皇后大道所指的皇后究竟是何方神聖？答案是根本沒有皇后這個人物。皇后大道英文名叫Queen’s Road，是為了歌頌維多利亞女皇。人家女皇明明是一國之君，怎麼會降格成皇后？其中一種說法指，當時清國師爺英文水平欠佳，誤以為Queen就是皇后的意思，所以就譯成了皇后大道。亦有另一種說法認為清廷明知道Queen是指女皇，但在傳統觀念下女性不可當君主，所以便索性將英國女皇貶低一級。

1842年落成的皇后大道將西營盤至中環一帶連接起來，這條濱海長廊吸引不少洋商進駐，建造商館及貨運碼頭，數而百計的舢舨貨船停泊在岸邊，成為維多利亞港最早期的景色。試想像，昔日只要站在皇后大道就可以欣賞維多利亞港，感受著迎面吹來的海風。遺憾的是，維多利亞港經過多次填海之後，今天的皇后大道已經深藏在數百米內陸之中，眼前只剩下一幢又一幢的高樓大廈。

隨著人口不斷增加，香港慢慢從一個「荒蕪之島」逐漸蛻變成英國遠東商業重鎮。港英政府於1857年將維多利亞城劃分為四個行政區，華人將此俗稱為「四環九約」，四環分別是中環、西環、上環及下環（即灣仔至銅鑼灣），而九約即是維多利亞城由西至東的九個區域 [8] 。

而事實上，維多利亞城的邊界絕非虛無飄渺，港英政府於1903年11月19日明確地界定維多利亞城的範圍，並載入《維多利亞城市邊界條例》之中，一直承傳至今。政府隨後在維多利亞城豎立起多塊花崗岩界碑 [9] ，現今僅存的界碑分別位於黃泥涌道、寶雲道、舊山頂道、克頓道、薄扶林道及堅尼地城。原本有一塊界碑位於馬己仙峽道，在2007年被市民發現不翼而飛，惟如今剩下的六塊石碑亦鮮為人知 [10] 。

昔日香港盛產上等花崗岩，西環石塘咀及筲箕灣阿公岩都是花崗岩礦場，從事打石行業的客家人對於維多利亞城的發展亦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花崗岩好處眾多，除擁有得天獨厚的石紋之外，堅硬耐磨損，而且抗風化又吸水力好，非常適合香港潮濕的天氣，成為英國人打造維多利亞城必不可缺的材料。

今天維多利亞城逐漸被各種新事物取代，城中的百年古蹟，歷盡香港滄桑。隨著時代變遷，花崗岩被混凝土所取替，以花崗石建成的維多利亞城早已面目全非。歷史建築與一座城市的文化從來都是環環緊扣，正如我們去旅行會參觀英國的大笨鐘、法國的凱旋門、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以及日本京都的金閣寺。幸好今天香港還遺留不少歷史建築，但若然失去我們的關注及保育，便會慢慢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忘，他朝一日突然消失了，也未必能有反應。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18-19

何佩然（2016）。《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pp. 5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原是一座兩層高的建築物，名為莊士敦樓，經過多年的改建才成今天模樣。

即今天的香港動植物公園，當年港督為香港駐軍最高司令，華人愛呼港督為「兵頭」，而兵頭花園位於總督府旁，故得此名。

帕斯人（Persians）源自於波斯，但近代帕斯人與波斯人已無關係。香港著名的帕斯商人包括麼地爵士（Sir Mody），尖沙咀麼地道亦是以其命名。另外，帕斯人信奉拜火教，由帕斯人創辦的天星小輪，其星形標誌正是拜火教的象徵圖案。

林準祥（2019）。《香港．開港：歷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pp. 133

福井憲彥著，黃耀進譯（2018）。《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台灣：八旗文化。pp. 195

九約最早出現於1866年，分別為石塘咀、西營盤、太平山、上環、北中環及南中環、下環、灣仔、寶靈頓、掃捍埔，但九約劃分的區域多年來時有變化，自1888年起增加至十約。

每塊界碑皆刻有CITY BOUNDARY 1903，但界碑的實際數量已難以考實。

陳國豪、黃柔柔（2019）。《線下導賞：屢見仍鮮的香港古蹟》。香港：明窗出版社。pp. 69

2.2

貪婪的溫床

每個繁華城市的背後總會有陰暗的一面，早期的維多利亞城在英國人眼中是一片罪惡溫床之地，海盜及黑社會猖獗，而搶劫殺人更是無處不在。1843年即香港開埠的第三年，劫案頻生，港督官邸、怡和洋行及寶順洋行均遭爆竊，港英政府有感管治困難，早於1842年11月已實施宵禁嚴令，限制華人夜間外出，如被發現無「行街紙」在手，警察有權將其立即槍斃，接近半世紀的宵禁令直至1897年維多利亞女皇登基六十周年才結束。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命令在港華人離港回鄉，以示效忠清國，甚至懸賞華人殺害英國人，將華人與英國人的緊張關係推至高峰 [1] ，情況直至《北京條約》於1860年簽署，九龍半島割讓予英國才有好轉。而港英政府以高壓手段打擊惡行的背後，還有政府官員與黑道中的勾結同謀。

免稅自由港　成舉世著名鴉片轉口港

開埠之初，不論是英國商人抑或政府官員，都把這座城市當成「搵快錢」的地方，發了大財便可攀上權貴高峰或者衣錦還鄉，只會短視考慮自身利益，根本無心發展香港。終究香港只是用完即棄的踏腳石而已。

先論英國商人，1843年的中環地段已有近二十家英國商行在此設立商館，於外資排行榜中位居首列。其次是印度商人，共有六間商行，影響力不容忽視。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廣州官府與英國之間關係惡劣，不利貿易。對於英國商人而言，最賺錢的生意仍然是走私鴉片；盈利是茶葉和絲綢的數倍。縱使林則徐曾經在虎門銷煙，卻從未減退英商向清國進口鴉片的意圖。鴉片是醫療用麻醉藥，在英國本土使用並不違法，但若非應用於醫學上，鴉片則被視為毒品。英國人吸食鴉片，華人同樣吸食鴉片，十九世紀的清國人口增長至四億人，縱然不是平民百姓都有能力負擔得起吸食鴉片的費用，但清國的市場潛力對於鴉片商人而言仍然相當龐大，姑勿論是英國還是清國販子。

義律於1841年6月7日宣佈香港為自由港，歡迎所有外國商船來港，不用向英國政府繳交關稅，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英國鴉片商人帶來便利，但諷刺的是義律本身是一名反鴉片主義者。不過作為駐華商務總監，就必須事事以英國商人利益為先。

自由港對於英國商人有何好處？首先，大清律例嚴禁販賣鴉片，所有鴉片只能夠以走私途徑交易。由於香港是自由港，政府不會對進口及出口的貨物收取任何關稅，意味著英商及外商可以選擇在香港暫存貨物而不用繳稅，在經濟學上又可被視為保稅倉庫港口（Bonded Warehouse），因此吸引不少外國鴉片商人以香港作為中轉站，將從印度運來的鴉片，以走私船運往清國交易地點完成交收 [2] 。香港沒有關稅收入，令到港英政府的財政收益更加依賴賣地利潤及徵收差餉。

砵甸乍接管香港後，於1842年6月17日重申香港為不抽稅之埠，確立義律的自由港政策。早期香港規模最大的鴉片商行，有怡和洋行及其死對頭寶順洋行，兩間均屬英資公司，另外還有一家著名美資洋行名叫旗昌洋行（Russell & Co.）。雖然香港已經屬英國管轄範圍，但怡和洋行基於安全，仍然未有將鴉片搬到陸地倉庫保管，而是繼續存放在鴉片躉船之中，以免價值連城的鴉片隨時被政府沒收。怡和洋行的另一樣秘密武器就是飛剪式帆船，這種三桅帆船最厲害的就是速度，相比之下清廷水師的巡邏船只能望塵莫及，使打擊鴉片走私的行動難以為繼。

結果，鴉片戰爭過後，鴉片進口至清國的數量只有每年遞增。1840年代末期，從印度出口的鴉片有四分之三都是經由香港轉口，數量多得連英國政府都想立例嚴禁鴉片出口。直至清朝滅亡，鴉片販賣仍未中斷，甚至在民國時期變成了軍閥的通用貨幣。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一球又一球的鴉片形同金錢。鴉片在香港變成合法商品，吸食鴉片也是合法行為，只要投得政府特許的鴉片專營權就可以合法買賣鴉片。商人在港設立公煙館，上等煙館專門招待達官貴人，而下等煙館則為平民毒竇 [3] 。1880年代是煙館的高峰時期，全港超過二百間煙館，總有一間在左近。

在香港，鴉片絕對不是英商的專利，華商同樣積極參與買賣，著名華商利希慎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靠鴉片生意致富，更於1923年向怡和洋行以380萬收購銅鑼灣東角一帶的地皮，打算興建鴉片提煉廠。當時經香港提煉加工的熟鴉片以純度高而著稱，質素舉世聞名，吸引不少中外商人入貨。可是天意弄人，港英政府於1930年代正式宣佈禁售鴉片，利希慎的鴉片大計破滅，多年後該地最終發展成利園商業區，利氏家族由鴉片巨商轉型成地產大王。鴉片成就了香港開埠，而香港開埠後首百年的經濟，亦與鴉片兩字不可分離。

官黑勾結　貪污成風二十載

權力使人腐敗，這句說話不論古今中外一樣適用。香港於開埠初年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務員制度，而早期的殖民地高級官員亦欠奉為官應有的道德操守，以致爆出不少官場舞弊醜聞。

香港草創時期有一位頭號人物，政界地位僅次於港督，但其權力可能比港督還要大，此人名叫威廉．堅（William Caine）。因為當年香港行政官查理．義律身兼多職，駐華商務總監的職務已令他忙得不可開交，又要專心應對鴉片戰爭繁重複雜的外交事宜，所以香港的內部事務便交由副手威廉．堅及莊士敦二人打理，實質掌控香港行政權力。威廉．堅於1841年4月被委任為首席裁判官，又成立臨時警隊，同時管理監獄事務，一人身兼殖民地多個重要官職，同時獨攬法治及執法大權，及後十八年縱橫香港政商界。資歷深厚加上位高權重，威廉．堅在任職期間撈到不少著數。

1842年2月，由於第一次劃地拍賣反應未如理想，不少土地滯銷，時任護理總督莊士敦將剩餘的土地用作政府官員之間的利益輸送。投標商人以真金白銀買下土地擁有權，但以威廉．堅為首的政府官員及英軍將領，竟然可以在幾乎不花分毫下得到地皮。威廉．堅獲贈兩塊土地，其位置毗鄰今天蘭桂芳地段，價值不菲。

在威廉．堅掌權期間，香港行政、立法及司法的三權的界線顯得相當模糊，只能依靠傳媒的第四權去監察政府作為，卻遭權貴打壓。1844年至1845年期間，《中國之友》與《香港紀錄報》聯合刊登文章指控威廉．堅貪污腐敗，政府卻無意調查事件，報社主編反而被控告誹謗罪名。有時候欠缺實際證據，確實難以撼動位高權重的政府官員。1847年，一名在田土廳工作的官員威廉．特倫（William Tarrant）成功取得威廉．堅的貪污證據。威廉．堅的手下盧亞貴曾經三番四次代替老闆在中環街市索取賄款，特倫從街市帳簿中發現這些不尋常的交易記錄，終於揭發事件 [4] 。黑道出身的盧亞貴曾經擔任買辦、經營妓院、賭場及買賣鴉片，與威廉．堅交情甚深，黑白兩道通吃。事件曝光後，較著重文化修養的時任港督戴維斯（John Davis）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查辦威廉．堅及盧亞貴。

高等法院就此開庭審訊，作為污點證人的盧亞貴竟然秘密潛逃，雖有物證指證威廉．堅濫用職權，但人證消失無影無蹤，使審訊無法順利進行。司法制度並未能制裁貪污濫權的威廉．堅，而「篤灰」的特倫卻被解除公職，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可笑的是，消失的盧亞貴在案件撤銷後的數個月，又重新活躍於香港商界之中。至於威廉．堅的仕途？不用擔心，仍然一片光明。

然而，開埠初年的黑暗時代，作奸犯科的又豈止威廉．堅一人？他的好朋友高和爾（Daniel Caldwell）的罪行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候懂得中文的殖民地官員寥寥可數，精通中文在官場上非常吃香，而高和爾其中一項專長就是精通中文，於是政府欽點他擔任華人總登記官，負責管理華人的大小事務。高和爾卻利用職權，勾結黑道人物黃墨洲，共同合作經營黃賭毒生意。早期香港黑幫橫行，黃墨洲是當年惡名昭彰的江湖老大，樹敵甚多，但因與高和爾關係密切，便將黑道死對頭的情報轉達高和爾，來一招借刀殺人。

高和爾剿賊有功，仕途更加平步青雲，時任港督文咸（George Bonham）毫不吝嗇對高和爾的讚揚，直言如果沒有他，自己就無辦法有效管治香港。即使繼任港督寶靈（John Bowring）於1858年在律政司安斯德（Thomas Anstey）的壓力下，召開調查委員會徹查高和爾與黃墨洲，但委員會成員當中有高和爾在共濟會中結識的朋友，又有黃墨洲的辯護律師。自己人查自己人，當然「無可疑」，港督寶靈卻表示對調查結果感到非常滿意 [5] 。

盡職者少，營私者多。其實高和爾與威廉．堅十分相似，兩者皆以白人統治者的身份勾結華籍黑道人物，互相輸送利益。奈何山高皇帝遠，英國政府初時亦束手無策，變相助長官黑勾結。如此事例在香港開埠之初只是冰山一角，早期港英政府懂說中文的行政人才嚴重不足，只要你稍有能力兼精通中文，又懂得巴結上司的話，即使犯下滔天大罪亦可免受罪責，以致貪污受賄、互相包庇、官商勾結甚至勾結海盜等行為屢見不鮮。不過這種情況，不是每天都在社會重演嗎？

開埠早期的香港就是這樣一座道德淪喪之城，治安差勁再加上官商共謀，情況一直維持至威廉．堅於1859年9月退休，以及包庇下屬的港督寶靈卸任。同年，新任港督夏喬士．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上任，旋即整頓政府管治歪風，引入英國公務員制度，香港經歷近二十年的黑暗歲月，終於漸見曙光 [6] 。

John M. Carroll (2007).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United States: Rowman & Littlefield.

林準祥（2019）。《香港．開港：歷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pp. 242

劉蜀永（2016）。《簡明香港史（第三版）》。香港：三聯書店。pp. 106

陳鳴（2005）。《香港報業史稿，1841-1911》。香港：華光報業有限公司。 pp. 32-33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66-167

Ibid. pp. 168-169

2.3

英國對香港的管治策略

清代時期，漢人人口雖佔多數，卻被佔少數的外族滿洲人統治了二百多年，看來滿洲人對於管治華人確實有一套心得。然而在清朝中葉，民間曾經存在反清排滿思想，其代表人物並非金庸小說中的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而是曾靜。曾靜主張出身於中華以外的滿人皆是沒有文化的狄夷禽獸，根本無資格做漢人的皇帝。如此大逆不道的說話傳到雍正皇帝耳裡，出乎意料居然並無第一時間將曾靜滿門抄斬，反而將他傳召入宮，展開激烈辯論。

雍正徹底反駁曾靜的論點，首先，不應以出身之地判斷一個人的品行及能力。另外，中華之地不是只有漢人文化，應該容納不同民族及文化，有能力者便可以成為統治者，皇帝承上天之命就應該努力保障不同民族共融地生活在一起。事實上，歷代大清皇帝自康熙開始入鄉隨俗，學習漢文，熟讀孔孟聖賢之書，甚至比大多數漢人更加了解儒家禮教，而非曾靜口中所言的禽獸。辯論結束之後，曾靜幸免於死刑，雍正決定將這場辯論的對答收編成書，名為《大義覺迷錄》，再拉攏曾靜來一場政治大宣傳，成為此書的最佳代言人 [1] 。

華洋分治　港人沿用大清律例

自古以來香港猶如化外之地，遠離中華大地，大部分原居民都是化外之民，無法參與科舉又不能與內陸居民通婚，屬於被中原遺棄的一群。香港由清國統治，再由英國接管，說穿了只是統治者更替了嘛，實質上還是繼續被外族管治。對於擁有二百年殖民管治經驗的英國而言，深深明白自己作為外來者的身份，或多或少會受到當地人的反抗。套用曾靜的觀點，英國人也是狄夷禽獸，沒有資格統治香港。不過歷史證明，香港開埠以來，人口只有不斷增加，大量移民從華南地區湧入香港，也證明了香港的謀生環境較好。身體向來比嘴巴誠實，看來華人其實沒有真的很抗拒被英國人統治。

義律於1841年2月1日發表公告表示香港歸英國管治，而英國法律只適用於英國人，本地華人繼續沿用大清律例。義律承諾保留華人社會風俗習慣，華人管治自己的事務，英國人盡量不會干涉。公告為香港管治方針帶來決定性影響，只要政策上不會觸怒香港原居民，就能確保英國可以繼續安心立足於這塊新殖民地。況且，殖民地管治其實並未受到當地人授權，既非民選政府又未有代議士參政，管治威信何其薄弱。任何嚴苛管治都有機會招致當地人強烈抵抗，最壞情況就是失掉整片土地。而且，華洋分治既能夠讓英商免受於大清制度的掣肘，又可降低管治華人的成本，省卻不必要的麻煩。另一方面，英國雖然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擊敗清國，但對華政策亦不宜過於強硬，始終兩國貿易離不開政治因素。縱使義律在香港的所作所為並未完全得到英國政府的肯首，不過義律以華治華的承諾，大體在砵甸乍上任之後都能繼續保持，在管治方針上並沒作太大變動。

上環文武廟　作華人議事及仲裁場所

雖則英國人願意下放權力，但也不等於完全放棄權力。以華治華只是有限度自治，由政府認可的華人領袖幫忙處理繁瑣的華人事務，讓本地人有種同聲同氣的感覺。第二任港督戴維斯及第三任港督文咸重推中國傳統的保甲制度，讓華人推舉保長及保甲，其職責就如治安官，解決華人之間的紛爭。解決糾紛就需要一個合適場所，就像審訊疑犯要在法庭進行，處理華人事務的場所──文武廟就這樣應運而生。

約莫在1847年建成的文武廟，座落於上環的一條百年古道──荷里活道 [2] 。文武廟寓意文武雙全，文是文昌帝君，平常經常聽到文昌位有利讀書考試，即屬此意；而武就是武聖關羽，在華人世界中是公義的象徵。不過文武廟並非只供奉文武二帝，在香港開埠早期是擔當華人議事廳及仲裁場地。當時普遍的華人都有種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的想法，再加上語言不通，所以每當遇上民事糾紛及商業仲裁時，寧願在文武廟尋求華人領袖裁決，也不願去英式法庭。

上環文武廟是由華人盧亞貴和譚亞財出資興建，地皮則由港英政府提供。盧亞貴這個名字是不是很熟耳？沒錯他正是與威廉．堅同流合污的買辦，因為早年在鴉片戰爭中幫助過英國人，於是戰後一直平步青雲，躍升為英國人認可的華人領袖 [3] 。港英政府准許華人在文武廟解決紛爭，一方面對華人傳統予以尊重，另一方面有助於培植及拉攏華人精英。縱使盧亞貴作惡多端，但當時政府的確難以尋找更合適的人選，來擔當華洋之間的橋樑。盧亞貴及譚亞財等人，連同文武廟在香港殖民歷史上算得上是華洋分治的試驗品。

有名無實的代議政制

如果只關心殖民者如何統治本地華人，而忽略了在港英人，就不能全面理解港英政府的管治模式。英國作為代議政制的先驅，早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便提倡議會至上原則，國民理應享有參與代議政體的權利。但每當英國移民抵達一塊新的殖民地之後，往往發現英國議會內根本沒有來自當地的議員代表他們，替他們發聲維護權益。英人新移民要求英國政府准許他們在當地建立自己的議會，英國政府對此並不反對，派駐當地的殖民官亦必須向當地議會負責，慢慢演變成問責政府。建立當地的問責政府及議會在北美、澳洲及紐西蘭等英國殖民地甚為常見，但在原居民佔人口比例多數的印度和香港則相反 [4] 。

在香港開埠初期，確實有跟隨著英國代議政制的步伐，卻未有完全跟足。1843年6月26日，砵甸乍在總督府公佈的《英皇制誥》，除了正式確立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權外，更列明港督的行政權力；及港督在制定香港法律時，要先參考立法機關的意見。換言之、港督需要按照憲法籌組殖民地政府，成立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行政局及定例局就此誕生，加上香港最高法院於1844年成立，自此奠下三權分立的基礎。

代議政體在香港就這樣出現，但初期的議會根本談不上發揮代表公眾聲音的功用，因為議席只有三個，而三席都是由政府官員擔任，其中包括威廉．堅（怎麼又是他！）。在英國人眼中，香港只是一個對華貿易港，所有事項應以商業利益為先，又鑑於華人佔人口比例太多，所以英國政府並不考慮於香港建立一套真正的代議政制。直至1849年，以怡和洋行為首的外資商行向倫敦請願（又意見多多），認為英籍人士應該享有投票權及被選舉權。

對於英國政府來說，當地原居民可能是一群麻煩的傢伙，但當地白人隨時更麻煩，原因是他們有財有勢，加上其白人身份，主導了殖民地經濟發展。所以，英國政府有必要給一點甜頭來安撫他們。於是在1850年，港督文咸開放兩個立法局非官守議席給予白人參與，並且決定讓威廉．渣甸的繼承人大衛．渣甸（David Jardine）出任，而另一個席位則由英資洋行──哲美森洋行（Jamieson How & Co.）的大班約瑟．艾德格（Joseph Edger）擔任 [5] 。當然，兩位新晉議員只關心自身利益，距離代表公眾利益的議員天職還相差甚遠。

直至1941年香港保衛戰爆發前，在港英籍人士仍不時要求倫敦當局開放香港政制，政府雖偶有回應訴求增加非官守議席，但亦同時增加官守議席，始終不讓非官守議席佔立法局過半數比例，讓行政機關可以牢牢掌握議會的勢力。英國早已經汲取過北美殖民地的教訓，擁有過半數非官守議員的議會可以利用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的權力，挑戰行政機關，造成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危機 [6] 。香港開埠之後，三權分立的框架無可否認是存在，但能否實際執行又是另一回事。正如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代議政制，其實只是手段。

英國管治香港的策略，靠的就是拉攏關係。歸根究底，相比起華人，白人始終屬於少數，白人統治者更是少得可憐。港英政府靠拉攏華人精英、培植忠心的華人領袖，以及委任有財有勢的英籍上流人士進入立法局及行政局，抑壓富商士紳在政治上的不滿，從而達致互相合作的雙贏局面，某程度上可以確保英國統治的平穩性 [7] 。

延伸閱讀：

自開埠以來，維多利亞城迄今雖然已今非昔比，但不少建築物仍然風韻猶存，陳國豪、黃柔柔在《線下導賞：屢見仍鮮的香港古蹟》的序中言簡意賅地指出我們對周遭歷史的不了解，書中同時亦整理出香港的各種古蹟古貌，引導我們發掘埋藏在身邊的歷史。

「無可否認，我們缺乏的是歷史感，對身邊的建築和歷史不如其他地區的人耳熟能詳。而在今日的香港，就算是位處同一個社區的建築，我們或許亦說不清當中的故事和歷史。」（陳國豪、黃柔柔, 2019, pp. 2-3）

徐承恩醫生在《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中用一段文字總結了香港開埠初期，英國人對華人一方面抱有歧視，一方面又要拉攏華人精英協助管治殖民地的思想。《鬱躁的家邦》勾畫了香港自有人居住以來的歷史，為有興趣探討香港人身份源由的讀者提供了一套全面的思考材料。

「當時西方人相信華人大多道德敗壞，認為他們大多為賊匪，對其甚為敵視，相信政府應當以嚴刑峻法對付華人，才能夠保障在港西方人的性命財產。這樣西方商人便須倚靠少數可堪信任的華人，以管理被視為懶散而又具威脅性的華人勞工，以及與誠信成疑的華人商家交易。」（徐承恩, 2019, pp. 125）

平野聰著，林琪禎（2018）。《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台灣：八旗文化。pp. 178-184

荷里活道與皇后大道同期興建及落成，而荷里活道與十九世紀尚末發跡的美國加州荷里活是沒有關係的。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pp.26-27

約翰．達爾文著，黃中憲譯（2016）。《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台灣：麥田出版。 pp. 241-246

徐承恩（2019）。《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增修版）》。台灣：左岸文化。pp. 123

約翰．達爾文著，黃中憲譯（2016）。《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台灣：麥田出版。 pp. 265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34-35

第三章

西學東漸 ──傳統思想改革

開埠早期，香港上流社會幾乎清一色以英語交流，深諳英語讓華人在社會上更上一層，但西式學校的辦學理念以宗教傳道為本。教與學，能貫通一致嗎？

3.1

以傳教為本的西洋教育

可能你會覺得，教育這個題目實在是太沉悶，但今天的香港教育局面，無法脫離百多年前一早定格的影子。為甚麼我們會相信「讀好書」就能「搵好工」？為甚麼今時今日家長只求成績？為甚麼香港社會仍著重英語水平？為甚麼今天的教育制度好像只是為政權服務而不是以學生角度出發？種種問題的背後原因，是源於前人所種下的惡果。

西學東漸，在十九世紀末的香港引發了一連串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更在清國產生不少迴響。當西方教育引進香港，華人的傳統思想及觀念究竟受到怎樣的衝擊？而新與舊、中與西的教學模式是否必須以二元對立去看待？多元文化又能否共冶一爐？

由反戰到喝采　傳教士的變臉

自從英國人接管香港後，其教育模式亦與清國的傳統教育觀念漸行漸遠。究竟英國人怎樣改變香港教育？答案是利用傳教。準確一點來說，是英國人透過教育來達成傳教目的。從一開始，英國已無意像征服印度一樣，征服地員廣闊的大清帝國。一個印度已經足以讓英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勉強維持統治。若再多一個清國，絕對可以拖垮英國殖民體系，同時亦無助於兩國貿易來往。話雖如此，英國人卻有另一個宏大目標，就是將基督教傳入清國，讓整個清國信奉基督，乃是不少英國傳教士的畢生志業。

宗教與政治從來都是密不可分。曾幾何時，康熙皇帝有感於西方傳教士帶來不少西洋有趣玩意，評為對朝廷有功，故此容許傳教士在國內宣揚福音。可是中華傳統習慣拜祭祖先，但西方宗教教義則嚴禁偶像崇拜，導致兩者矛盾愈演愈烈，結果康熙與教宗反目收場，並於1720年禁止傳教士在民間傳教。其實傳教士老早認知到，華人社會中大多數平民百姓寧願拜天、拜地、拜佛、拜祖宗，偏偏就不跟你拜耶穌，讓華人信教似乎難過登天。或許，鴉片戰爭會是一個天賜良機。

起初，傳教士們群起聲討英國政府為鴉片而戰乃出師無名，有違道德。但後來鴉片戰爭勝利，清國被迫開啟了通商大門，亦為傳道帶來了便利，傳教士們瞬間改口為戰爭勝利而喝采 [1] ，香港順理成章地變成英國傳教士的聚腳地。機會來了便要好好把握，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早於1818年在馬六甲準備好一記傳道高招，如今時機已到，今次必定能夠令整個清國都接納基督教，關鍵就是在於培訓華人傳教士。馬禮遜認為相比白人向華人傳道，華人與華人同聲同氣，更加容易聚首一堂改信耶穌。1843年，《南京條約》正式生效，年僅27歲的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牧師（James Legge）繼承馬禮遜的傳道策略，更將馬禮遜在馬六甲設立的整所英華書院，連同印製《聖經》的設備，一舉搬遷至香港上環堅道及鴨巴甸街一帶。雖然當時的英華書院與現今學校的模樣相隔十萬九千里，不過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英式學校就此誕生。

《聖經》融入中華文化　由翻譯「上帝」開始

理雅各本人相當勤奮好學，醉心的學術範疇除神學之外，還有漢學。他亦是一名徹頭徹尾的傳教士，甘願放棄阿伯丁大學人文學講座教授一職，而選擇前往華人地區傳道。 [2] 另一方面，理雅各也是一名學識淵博的漢學家，精通中文，翻譯大量漢籍經典。他提議，包括港督的香港殖民地官員，都應該學習漢文、粵語及中華思想文化，在管治華人時才能得心應手，此提議獲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接納。自1860年代開始，不少殖民地官員以官學生身份，接受理雅各為期不少於兩年的中文訓練，而中文能力亦成為港英政府官員升遷的條件之一。政府官員的取錄條件，比起開埠頭十年更加嚴謹，官員的品德素養有所提升，香港的公務員制度亦得以逐漸改善。

如何培養華人成為傳教士，理雅各想出一個辦法：透過將《聖經》融入華夏文化之中，把兩者看似截然不同的觀念，找出一個共通之處，讓華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條。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在「God」的譯名之爭中，理雅各選擇將「God」翻譯成上帝。上帝這詞可以在儒學經典《書經》及《詩經》中找到 [3] ，亦出現在民間拜祭的玉皇大帝及玄天上帝等諸神之中，而在宋元明時代鼎盛的程朱理學中，天、道及上帝亦即為「理」。理雅各看準華人社會對於「上帝」一詞的熟悉，希望藉此譯名能夠讓華人對「God」建立親切感及認受性。可是，英國教會中人亦有批評上帝一詞未能反映出「God」的真實意思，甚至有貶低之嫌。

英華書院的「失敗」教育

另一方面，理雅各主張學校必須以教導英語為首要任務，中文教育在漢學家理雅各眼中反倒是其次。理雅各認為華人子弟透過學習英語及接觸西方文化可以啟蒙思想，從而體驗西方社會的優越感，擺脫東方人特質，慢慢培養成有英國氣質的華人。不管如何，理雅各的傳道方法差點讓英國教會真的以為整個華人社會將會信奉基督，只可惜原來一切都是浮雲。1848年，理雅各帶同三名在英華書院畢業的華籍基督徒──李劍麟、宋佛儉和吳文秀回到英國接受洗禮，並獲得維多利亞女皇接見。當教會中人以為這三名華籍教徒象徵著基督教成功開啟清國的信仰之門時，最終三人當中只有李劍麟在日後繼續從事傳道工作，卻不幸英年早逝，給滿心期待的教會直接打面 [4] 。英華書院開校數年，神學部的收生人數仍然寥寥可數，出資贊助的商人和教會自然怨聲載道 [5] 。

理雅各的初衷是培訓華人傳教士到華人地區傳福音，可惜最後事與願違，學校訓練出來的學生沒幾個真誠信教。學生只想打好英語基礎以便將來投身社會，弄得英華書院抵受不住各方壓力於1856年一度暫停收生。從結果而論，英國人為香港奠下西方教育基礎，但可惜的是由第一天開始，學校被當作職業訓練所。無可否認，馬禮遜學校、聖保羅書院及中央書院（即皇仁書院）等西式學校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為香港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華人精英，對香港經濟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當中最典型的例子有何東家族，何東及何甘棠兩兄弟分別是中央書院1878年及1886年畢業生，先後加入怡和洋行躍升成買辦階層，從此富甲天下 [6] 。可是，教育的本意究竟為何？

施教的一方希望學生學有所成之後，可以投身傳道事業；學習的一方則希望通曉英語之後，可以提升自己的經濟及社會地位。教與學，未能貫徹一體，教育變成雙方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追求學問的本意被拋諸腦後。有經濟能力負擔學費的華人子弟，進校入讀大多只為學習英文，完全出自於現實需求；今天不少父母爭相為子女報讀名校，也不見得是為了追求學問，只是延續了百多年前香港的社會現象。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34-35

鄭宏泰、周文港（2018）。《荷李活道：尋覓往日風華》。香港：中華書局。pp. 5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p. 44

宋佛儉在新加坡擔任英語教師，而吳文秀則被逐出教會。

鄭宏泰、周文港（2018）。《荷李活道：尋覓往日風華》。香港：中華書局。pp. 11

Ibid. pp. 14

3.2

躋身上流的通則

有沒有想像過，開埠之前的香港人是如何接受教育？如果有一部時光機可以穿越時空回到過去，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原來早已有學校存在，不過並非幼稚園、小學、中學或者大學，因為以上都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推行普及教育之下的產物。英國人曾經在1841年作出統計，結果發現香港島至少有五間私塾。所謂私塾即是私校，由私人教師開辦的書院，基本是教導孩子們讀書識字，或是應付科舉考試。

明清時期，向上流動的最佳方法始終離不開科舉考試，躋身士大夫之列，與現今的公開試制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清代時期，考生在科舉制度中，透過比併八股文及儒學的熟悉程度，來決定誰可以被錄取，成為士大夫從而提升宗族的社會地位。結果，讀書變成不少年輕人向上攀爬的階梯，為了追求名成利就而去死記硬背四書五經及八股文體，卻忘記追求學問的本質。雖然仍有不少的儒生將畢生精力貢獻學術，成為影響深遠的偉大學者，譬如是南宋朱熹、明末顧炎武等大儒學家，但無可否認考試制度的而且確容易扭曲了教育的本質，教育在社會成為邁向「成功」的踏腳石，一切追求實用而忘卻學習的真諦。

英國傳教士在香港以教會學校來傳教，結果入讀的學生只想學好英文，作為謀生的看家本領。港英政府索性籌辦官立學校，開宗明義地向華人子弟提供英語教育，目的是培育政府及洋行所需的雙語人才 [1] 。

官辦書院　中西文化兼顧

中央書院（Hong Kong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於1862年在中環歌賦街創校，仿照英式官立學校。雖然創辦人是理雅各，但中央書院有別於以往英華書院般的教會學校，不再以傳道為辦學宗旨，教學方針由政府主導，師資經費亦由政府資助。在1911年香港大學成立之前，中央書院於香港地位超然，等同於城中最高學府，亦經歷過數次遷址和易名 [2] 。在1889年位於鴨巴甸街的第二代校舍，落成後曾短暫改稱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氣派堂皇的建築風格更享有「鴨巴甸貴婦」的美譽，後來在1894年改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於戰後搬至高士威道現址。而當時的校舍舊址，今天則成為深受文青愛戴的元創方。

1870年代起，中央書院均使用英文教科書授課，中英文皆是必修科目，大部分科目還是以實用性為主，包括歷史、數學、化學、地理等現代科目 [3] 。值得一提的是，港英政府無意消除香港華人的傳統價值觀及文化，因此官辦的中央書院亦相當重視中文教育，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及中國歷史均被納入課程之中。教育只不過是教與學雙方各自的工具，所以英國人在香港推行英式教育時還是留了一手，刻意保留傳統的中文科目，因為港英政府需要的是能夠游走於中西兩方的華人精英，間接地為香港培育一批中西文化思想兼備的華人知識分子。

與此同時，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清國連番戰敗的陰霾籠罩在朝廷之中，朝中的洋務派推動洋務運動，透過學習西方文化、科學、軍事及制度，希望讓大清帝國重拾聲威，結果西學風氣在清國境內逐漸鼓吹起來。鑑於當時清國境內的西式學校寥寥可數，即使有，其教學品質亦遠遠不及由英國殖民官員直接督學的中央書院，故此吸引不少香港華人中產階層及華南地區的子弟，甚至是東南亞籍的學生慕名而來，接受正規西式教育 [4] ，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來自香山縣的孫文。接受西方教育的華人在其思想上多了一重西方觀念，言行舉止或與洋人無異，他們被稱為西化華人。西化華人恍如中西文化的中間人，自1880年代開始在政商界中佔據重要地位，而當中不少是出身於中央書院。

海關成最受青睞職業？

不過單純依靠中央書院畢業生的身份，並不保證日後可以躋身上流社會。中央書院只是一塊踏腳石，如果拿著一張中央書院的畢業證書，在職場上或許只能擔任洋行或政府的初級文書，前途有限。正所謂，識人總比識字好，這個道理似乎適用於任何年代。十九世紀時清國商埠的海關擁有治外法權，即是外國在清國租界裡有權行使外國法律，外國海關官員協助清國處理關稅事務，因而吸引不少中央書院的畢業生選擇投考清國海關，為的也是在官商界建立人際關係網絡 [5] 。由於當時清政府願意將海關稅務事宜交予精通兩地文化的外國官員打理，所以受過良好西方教育的中央書院畢業生便成為關員的不二人選。畢業生在海關磨練數年，既可累積社會人脈，又可體驗清國與外國的官場和商業文化，為其履歷增添不少分數。

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遠洋而來的外商大班未必通諳清國的人情世故，辦事自然諸事不順，如果此時得到擁有政商界人際網絡，又精通中英兩語，兼且熟悉中西方文化的華人來當買辦相助，便如虎添翼，無須懼怕地頭蟲。

提及買辦就不得不數何東家族，何東本人及其胞弟何甘棠 [6] 都是身份顯赫的買辦，家族於1880年代始發跡，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後，與羅文錦家族、利希慎家族及李佩材家族並列為香港早期的四大家族 [7] 。

何東是歐亞混血兒，身材高大又眉清目秀，母親施娣是廣東人，父親何仕文（Charles Bosman）是一名有荷蘭血統的猶太商人，在香港經營苦力買賣生意，後來因生意失敗而離開香港。何東由母親撫養成人，1878年以優異成績於中央書院畢業，隨即加入廣東海關，1881年轉至怡和洋行，並於1883年接替姐夫蔡昇南成為怡和洋行買辦。何東的岳父麥奇廉（Hector Maclean）是怡和洋行的高層，於是何東憑著自身的實力再加上人脈關係在公司愈攀愈高，最終成為怡和洋行的總買辦 [8] 。何東賺到第一桶金之後，便離開怡和洋行，然後利用一路累積的人際網絡及資本另立門戶，發展自己的商業王國，透過投資糖業、航運業及地產業遂成香港首富。躋身上流的方式，也終究離不開一個「錢」字。

教育制度與政治目的牽扯

相信大家從小已聽過不下數百次的「書中自有黃金屋」以勉勵我們讀書上進，而這短短七隻字已簡單總結了華人躋身上流的方式，或者更直白一點說，是透過接受西方教育發掘「黃金屋」。因為洋行需要精通中英兩語的人才，而政府又需要大量翻譯文書人員，於是精通英語的華人便能在職場上一展所長。現實歸現實，懂英文就是勝人一籌，至少在大部分人眼中總好過在碼頭日曬雨淋當苦力。

更何況香港為英屬殖民地，直至1971年前英語仍然是唯一的官方法定語言，不論在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均以英語交流和記錄。從此，香港教育與英語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即使在今時今日，香港政府及大企業的文書仍然使用英語，或者你的直屬上司就是一名外國人（可能很快就變成中國人）。這樣便能夠解釋到，為何至今香港家長仍舊非常重視子女的英語水平。長大之後想待在冷氣房工作，英文就不能差，這種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地烙印在香港人的基因裡，不過未來如何就很難說得準了。

中央書院由政府資助，政府背後目的自然不是單純向華人子弟提供西方教育。在中央書院培訓出來的學生，既擁有西方思想又保留著傳統華人氣質，正是港英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香港在十九世紀後期的管治模式相比起開埠早期更為開放，英式教育體制逐漸確立成形之後，殖民者及受教育者只是各取所需。港英政府樂見香港華人崛起，因為英國人雖然身為統治者，但行政官員人數相比整體人口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間接管治才符合管治成本效益。政府以行政吸納政治，向華人精英頒受太平紳士的名銜，或者委任華人加入行政局、立法局、潔淨局 [9] 等建制機構，透過華人精英在華人社會中的領導地位，來降低政治分歧，從而鞏固殖民者的管治威信。在這種背景下的教育制度，始終難以擺脫政治目的，放眼現今教育更甚。教育是政權用以指導民眾思想的工具，百多年前英式教育普及，為的也是培訓一批追崇西方文化、法制的華人精英，減少他們向殖民管治提出質疑或反抗的機會。思想，從第一刻已被社會定型，誰是當權者，分別何在？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見第二章，pp. 37-71

黃振威（2019）。《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香港：中華書局。pp. 14

Ibid. pp. 5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pp. 59

黃振威（2019）。《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香港：中華書局。pp. 35, 245

何東和何甘棠是同母異父的兄弟，何東是歐亞混血兒，何甘棠則是華人。

殖民時期四大家族的定義其實各有說法，高可寧家族、周永泰家族等亦曾被視為四大家族之二，不過何東家族及羅文錦家族的地位則普遍受到公認。

Ibid. pp. 505

潔淨局成立於1883年，並於1936年改組為市政局，可惜在1999年被董建華廢除。市政局的粉紅色洋紫荊標誌自1973年開始沿用至終，深入民心。

3.3

英式教育對傳統觀念的衝擊

三千年前的西周，教育只屬於貴族世襲的專利，貴族子弟世世代代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又稱為六藝，簡單而言即是培養能文能武、品德兼具的君子。西周貴族禮樂有序，頗有中世紀歐洲騎士的風範，然而平民百姓並無機會接受教育，所以禮教只存在於權貴社群之中。

被權貴扭曲的儒家思想

直至春秋時期孔子的出現，掀起中華教育界翻天覆地的改變。有「至聖先師」之稱的孔子，將西周的貴族教育傳授予他的弟子，將弟子培育成有修養、有智慧、有用之人，試圖挽回禮樂崩壞的局面。弟子們將老師一生的金句收編於《論語》之中，其中一段記載著齊景公追求治國之道，向孔子問政，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即是做君主就要盡君主的本分，做臣子要盡臣子的本分，如此類推。齊景公聽罷隨即和應，如果國家的君臣父子均未能盡司其職，即使國家再富裕，作為君主亦沒命享受。

孔子與齊景公這番對話對後世影響深遠，君臣父子講究各人之間的禮儀道德規範。但問題來了，歷代中原皇朝都是專制政權，並非開明的問責政府，那麼誰來監管一國之君有沒有做好本分？儒家思想要求臣子必須忠於君王，後輩必須服從長輩，但其實孔子亦提及過君主應該以禮待臣，而並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過皇權掌握著儒學的闡述權，固然會將不利於己的儒家論述刻意淡化。中華帝國二千多年來，讀書識字之人始終佔少數，歷來士大夫亦未能成功將儒家思想普及至平民階層，以至普遍百姓對於儒家學說的真理缺乏深切理解。反之，博大精深的儒學往往被轉化成簡單及容易遵從的倫理思想，「君臣父子」便是絕佳例子，從小便養成長幼有序，變相無條件服從權威的價值觀，世代相傳直至今天，深深地植根在中國人的基因之中。這種被扭曲了的儒家精神，反而更貼近中華傳統思想的真實面貌。長久以來，獨立思考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通常都沒有出路，服從權威才是處世之道。

自開埠至今　商業掛帥

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英國，情況卻大不相同，社會契約論的崛起打破傳統的封建思想。在1642年至1651年英國內戰期間，連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亦被送上刑場斬首。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有感於內戰使國家生靈塗炭，於是撰寫了一部政治哲學巨著《利維坦》，假設人們失去中央極權的管治，便會倒退陷入自然或戰爭狀態，每個人都會為了爭取有限的資源而互相殘殺，所以人民應要賦予權力給王權，而這個王權就像一頭利維坦巨獸維持著社會和平。但問題是，如果政府倒過來加害人民，人民又如何避免呢？

另一位著名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在1689年透過其著作《政府論》嘗試解答這個問題，提倡政府必須得到人民同意，並要保障人民自由、財產及生命這些天賦權利，才可獲授權管治。換句話說，如果政府背叛人民的意願，人民便有正當理由去推翻政府。洛克的《政府論》在英國產生不少迴響，為同時期發生的光榮革命奠下了民主理論的根據。光榮革命之後，英國奉行君主立憲制，原先王權為上帝之命，現在變成由人民授權。英國帶頭改變了西歐各國的政治倫理觀念，激發民眾向專制政權宣示不滿，繼而邁向自由民主之路，從此與中華帝國封建思想──必須服從權威的意識形態愈走愈遠。

一直強調東西文化薈萃的香港，當傳統中華封建思想遇上英國自由思想時，又會產生甚麼變化呢？香港由開埠起的第一天，就注定要發展成為高度商業化社會。英國在香港引入英式教育，其中一個目的是透過畢業生在清國發揮影響力，鞏固自身的經濟及政治地位，於是英國毫不吝嗇地為清國提供擁有西洋學識的華人精英。從1870年在中央書院的95名畢業生名單可見，有40名畢業生從商，另外不少畢業生選擇遠赴清國投考海關。同時間，清政府在洋務運動期間迫切地追求西方知識，一批又一批的海外留學生和在香港英式書院浸淫的學生將各式各樣的西方思潮引進清國，造成英式教育對傳統觀念衝擊的開端。

何啟──第一代資本主義及民主思想推手

十九世紀後期，中央書院為香港培養了第一代知識分子。這批知識分子不必出國留學，也能接觸到西方社會主流的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有些更發自內心信奉基督教，當中不乏活躍於香港政商界的人物，甚至對於洋務運動及日後的革命運動，均起到相當重要的影響。一般香港人對於早年殖民時期香港的知識分子都甚為陌生，香港是一個重商社會，所以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掛著另一個身份──商人，何啟正是十九世紀末的代表人物。

何啟出生於1859年，是典型受過英式教育的西化華人，早年畢業於中央書院，畢業後到英國留學，先在鴨巴甸大學攻讀醫學碩士學位，後在林肯律師學院考取法律學士學位，拿著雙料學位在1882年回到香港執業，既是外科醫生又是大律師。先不談何啟在商業上的成就，他活躍於政界，身為潔淨局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與同為中央書院畢業的胡禮垣經常在《華字日報》發表政論文章，宣揚西方的資本主義及民主思想。在何啟、胡禮垣這批新派知識分子出現之前，部分舊派華人精英依舊緊抱中華傳統。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初代的東華醫院主席及一眾董事，他們甚至願意透過捐款向清廷購買一官半職，名正言順地升格為地方紳士，繼而以清朝官服示眾。在乾隆時期，有22.4%官位由捐官所得，至同治十年即1871年，清廷竟有51.2%的官位以捐贈購得 [1] 。

何啟及胡禮垣兩人否定洋務運動的成效，亦抨擊曾紀澤及張之洞等晚清名臣，並嘗試將自由、民權這些觀念帶入清國，試圖對清國帶來政治改革。何、胡兩人認為清廷應該參考英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和代議政制，以民為本；又強調改革官僚、軍事及商業制度。簡單而言就是希望清國跟隨西方世界步伐，走向現代化 [2] 。可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封建社會，要霎時間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談何容易。有清廷官員擔心自由主義會對其自身利益有所損害，故反對到底。晚清名臣兼洋務運動主要人物張之洞，仍擁抱著古老的封建思想，非常懼怕自由和民主。

另外，何啟致力將西方科學帶入香港，在1887年於荷里活道與鴨巴甸街交界，出資創建雅麗氏紀念醫院 [3] 和香港西醫書院。西醫書院的教授大多是來自西歐的知名醫學專家，並採用英式五年制的醫科課程，孫文正是其第一屆畢業生。其後在港督盧吉（Frederick Lugard）的推動下，西醫書院於1911年與文學院及工程院合併成香港大學。過往並不重視科學發展的中華帝國眼見香港的高等學府漸上軌道，也來個有樣學樣，但問題在於，徒有其形，不具其意。華人追求技術，卻未有好好領悟科學背後的精神，即科學家追求知識、真理的精神。牛頓研究萬有引力，不是為了改革社會，而是出自對宇宙萬物規律奧秘的好奇，同樣地，達爾文提出物種演化論亦不是為了讓國家變得更富強，而是出自對生物起源的好奇。華人生硬地套用西方政府管治模式，亦未有深入了解其背後的學術思想及意識形態。中華帝國的改革之路拋棄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和科學精神，只是奢望透過學習西方科學和軍事技術，盡快達致國家富強的願景。

結果，縱然英式教育和西方文化不斷地衝擊中華傳統思想，但其傳統思想在「五四運動」 [4] 洗禮前大體上還是沒有太大改變。清末民初，神州大地的知識分子欲借西方知識去進行變革，以夷制夷，所追求的是實用以及改革成效，但對西方知識往往一知半解。在此借用思想史大師余英時教授的說法：「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雖勇於接受西方學術思想，但卻往往留在淺嚐即止的階段。」 [5]

空白的一百年-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香港歷史-last-minute香城史 —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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