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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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香港的歷史
陸 恭 蕙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www.hkupress.org
© 2011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028-69-6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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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序 vii
導言 1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19
第二章
中共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3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歷史 (1920–1926) 49
第四章
清黨、戰爭和內戰 (1927–1948) 63
第五章
中共棋盤上的香港 (1949–1965) 91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與六七暴動 (1966–1976) 113
第七章
收回香港 (1977–1984) 141
第八章
打造回歸後的香港 (1983–1989) 163
第九章
步向回歸 (1990–1997) 193
第十章
回歸祖國，建立新政治秩序 (1997–2009) 227
vi 目地錄下陣線
後記 271
附錄一 277
附錄二 283
附錄三 285
附錄四 288
附錄五 293
註 299
政治機構及人物小註 357
序
本書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撰寫。其實，如果不是中共黨員，根本無法知道中國共產黨如何運作。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很簡單，只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有其魅力，令我著迷。
當我還年幼時，從家中那位廣東保姆口中得知，中國是何等貧窮以及共產黨如何「跟其他人一樣壞」。這是當時老百姓對當政者的典型看法。我的父親於1951年從上海來港，他說那些愛國人士（國民黨）腐敗無能，共產黨本應相對較好，但他們卻把事情搞亂。保姆的外甥為來港尋找較好的生活，不惜冒生命危險偷渡（海中有大批鯊魚出沒）。他曾跟我說，共產黨最初還是好的，但後來卻變壞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越少提及共產黨越好，因為那時候中國瘋了。1967年的暴動和土製炸彈，我至今還記
得。母親和繼父曾提及是否要離開香港，但暴動很快平息。此後的一段長時間，在我身邊的人鮮有提起共產黨。
1960年代末，那時我十多歲，暑假時總愛在下午到灣仔一間戲院（已拆）看大陸電影。到那裏看電影的人不多，但放的電影其實不錯，因為大陸的電影都跟「革命」和毛主席有關，中國彷彿有其吸引我之處。當然，那時候的中國跟我所認識的香港中國人社會並不一樣。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全球都對中國共產黨產生興趣。從那時開始，我也對這個黨感到好奇，我希望多了解它。大學時期，我讀了很多有關共產主義的文獻。那時（至今也是），我欣賞馬克思的作品，並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一篇很重要的政治文獻。那時我並不喜歡列寧，但毛澤東思想卻有使人著迷的地方。可是，那時我身處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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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跟英國殖民地香港有更多聯繫，毛澤東思想也就好像變得不太真實。
直至1980年，我在北京逗留了半年，中國共產黨也就變得真實起來。那時我接觸的人都很友善，但官場不僅官僚，而且一些正規的場合，如在商業談判開始前，更是極其單調乏味：一名資深前蘇聯共產黨員可能會跟你詳述黨的文獻。此後，我曾到訪中國多個地方，跟很多人見面，當中有些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跟很多大陸朋友討論現代中國歷史、中國共產黨對事物的看法，以及中國的未來。在1992至1997年及1998至2000年當上立法局和立法會議員期間，我得以觀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兒時對共產黨的那份著迷又再回來了。其後我從事政策研究工作，這份工作加深了我對國家政治、中國政治及黨架構的認識。我相信理解列寧主義有助了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正如較早前所說，本書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出發，講述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故事。我並不會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這只是一個濃縮版本的故事。我用上了一些已出版的資料及跟一些人的討論，撰寫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開始跟香港有關的活動。我相信過去從未有人這樣做。對於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早期歷史，陳劉潔貞的From Nothing to Nothing最有參考價值。關於東江縱隊的資料，我感謝陳端璋撰寫的《東江縱隊》手稿（經已出版）。同時，我引用了《許家屯回憶錄》以及曾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的黃文放的文章，我也曾於多年前跟他多次詳談。
有些曾協助我撰寫本書的人並不願意我公開鳴謝他們，因為中國共產黨至今在香港仍然被視為一個「敏感」的話題。我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前社長Colin Day，他對這個課題表示興趣，而且容忍我多次耽擱交稿的時間。另外，他也協助編輯本書的英文版原稿，並提供很有用的意見。此外，我也要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現任社長Michael Duckworth願意出版本書（中文版），並且一直協助我們迅速地完成有關出版工作。我也十分感激葉溵溵，她協助編撰附錄，統籌有關出版本書的事宜，並與陳玉華合
導序言 ix
力復查註釋。在她、翻譯權宇，以及高文謙的協助下，本書才得以順利付印。要處理港式中文和大陸中文所引起的問題實在是一個挑戰，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及意見，我實在無法完成本書。
我也要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致謝，他們提供了一些資助，讓我得以在研究初期聘用了一位研究助理，協助翻閱一些資料；也要感謝我的家人，為我提供了餘下所需要的資源，使我可以完成這個研究計劃。我的研究助理文瑞麟是一位極有耐性的人，而且對我的不足十分包容。換了是另一個人，可能早已放棄。另外，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戴高禮博士願意在其民調中加入數個有關港人如何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我也要感謝政府檔案處、新聞處以及《南華早報》提供資料及相片。
我相信本書會引起一些討論，認為本研究計劃在小題大做或是受外國勢力資助。要是真的有這些批評，我希望那些批評的人能持一個開放的態度來閱讀本書。我只是希望說一個故事，並無意貶低中國共產黨。學者定必會找出很多缺漏，但我希望本書能夠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當有一天黨的檔案得以公開，學者將有更多資料撰文。我會為本書的任何事實錯誤、錯誤的看法及誤解負責。
陸恭蕙
2010年6月
導言
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走到台前」的時候了嗎？
撰述中國共產黨（中共）在香港的存在，顯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中共潛伏香港，儘管是長久以來眾所周知的事實，卻至今總是「秘而不宣」。現在提出這一話題，可能仍然「政治不正確」，中共與香港的政團每因積習，都迴避這個問題。然而，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人們想更了解其在香港的歷史、政策及活動，實無可厚非。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成立第14個年頭之際，應該是回顧中共如何在香港運作的時候了。在世界上，像中共之為執政黨，而在香港卻仍然是個地下組織，可說絕無僅有。隨著中國在全球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其執政黨不願公開自己在本國最發達城市的存在，更未免有違常理。不過，這一切或許會改變。
中共是全國的執政黨而其在香港的存在保持隱密，是個矛
盾現象。實際上，中共和香港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其淵源可追溯到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以前。19世紀，清政府被迫簽署
「不平等條約」，把香港割讓租借給英國，由英國暫時管治，而中國「在時機成熟時」可收回失地。二戰之後，國民黨有意收回香港，但未如願。1949年以後，中共之所以願意等待長時間才解決香港問題，是因為宣稱擁有香港主權而容讓英國在港享有治權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對中國有利。1中共在香港的故事，講的正是其如何處理這矛盾。從中共建黨之初，香港就是有利黨員及其盟友進行革命及政治活動而且相當安全的避風港，這些活動包括聯絡、宣傳、統戰活動、籌款和收集情報等。對內地來說，香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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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與海外同胞進行貿易、貸款、投資及接受捐獻的好地方。香港問題之複雜，在於它與中共對內對外多方面的政策密
切相關。為了1997年收回香港，中共創造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最初旨在統一台灣）的概念，給予香港特區自行一套的空間。這一解決方案實際上正是自1920年以來中國的政策特點。在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一問題上，中共允許香港特區在1997年後維持「高度自治」至少50年。換言之，中共希望既保有香港的主權，又獲取維持香港現狀的利益。然而，中共在1997年收回主權的同時，也意味著必須承擔起管治香港的責任。本書的後半部分描述了中共如何在這一責任之下，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資本主義以及香港式的處事方法。然而，中共雖深明對待香港需有別於內地之理，但其出於列寧主義的本質，使黨機關難以不插手香港的公共事務。共產黨式管治與香港式管治的顯著區別，源於其執政經驗之不同。在香港的殖民歷史上，雖然是獨裁式的管治，但它是建基於西方自由傳統的法治之上，而大陸的經驗則來自於傳統的專制統治，以及使中共凌駕一切的列寧主義。
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們以成功地將香港從殖民統治的
枷鎖中解救出來為榮。無論如何，在中共積極籠絡香港的精英，並協助愛國陣營贏得選舉下，「建制派」得以主宰了現在的政治體制，從而打造出新的政治秩序。然而，取得成功就得付出代價。保守的本地勢力要求他們的利益受到保護，自然就延續了早已過時的做法。此外，就算香港社會能理解中共的立場，並同意民主改革落實需時，中共的宣傳機器還是不能完全遏抑市民對普選的訴求。中共私下可能甚至承認，香港的政治機制儘管由各企業集團的利益所主宰，並被公眾視為不公平，但已見舉步維艱。由於這個機制是維護以保守勢力為主導地位而設計的，中共也預期香港社會出現一人一票的訴求。在2004年，中共只能全靠運用權力，通過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對憲法的重新解釋，強調香港實現普選必須循序漸進。然而，到了2007年，中共對2017年開始普選行政長官，以及2020年可能開始的普選立法會表示可以接受。
導言 3
但許多香港民間組織仍然保持著獨立思考及不妥協的立場。儘管中共持續不斷地宣揚「行政主導」的政府以及「和諧社會」的概念，香港社會繼續對特區政府的權威提出質疑。
200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落實「一國兩制」的政策是一個「黨在治國理政面臨的重大課題」。為了確保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他指出，黨面臨著一個「新形勢」，即對於最高層機構來說，治理好香港已成為對黨執政能力的考驗。2 而中共中央統戰部則將新挑戰和新形勢解釋成許多香港本地的問題與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3 此外，中共中央統戰部清楚說出了當局對這情況的看法：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成功實施，促進發展、保持和諧成為港澳社會各界的共識。但是，保持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在香港、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大陸主體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經驗可資借鑒；香港經濟正處於轉型過程之中，加上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等影響，香港經濟、社會、民生問題相互交錯，利益關係比較複雜。所有這些都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必須解決好的問題，是對我們黨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考驗。4
經濟、社會及民生相關的問題，也就是各利益集團間的衝突的問題。2008年1月，一篇在極有影響力的中央黨校出版物《學習時報》上發表的文章，提出了一種新思想，指出為了迎接挑戰，有必要另建一個由內地幹部和政府官員組成的第二支管治隊伍，負責管理香港事務。該文章由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撰寫，而到了2009年4月香港才就此引發討論，但自那時起，它即為論戰提供了足夠的火藥。5 這篇文章也許會就中共在香港特區公開活動的利弊這一議題，引發實質性的討論（見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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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故事的六個階段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在大陸成立以來，在香港可以說經歷了六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1920年，以三名知識分子創辦的最早馬克思主義出版物為標誌。最初吸引他們的，是馬克思主義似乎提供了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的具體方法。這個階段經歷1920年代初至1949年中共在內地掌權。這一時期包括一連串的罷工和抵制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江游擊隊的頑抗、國共內戰期間的香港難民潮，以及共黨在香港與廣東之間的密切活動。戰後，中共本可以試圖收回香港，但從黨的利益出發，作出一個戰略決定，讓香港繼續留在英國人手中（見第三、四章）。
第二階段是從1949年中共上台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了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已開始演變成毛澤東個人的黨。毛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終極政治真理。共產主義思想通過進行大規模政治運動及嚴懲異見人士推行。在廣東進行土地改革期間，香港成為避亂者的庇護所。這一階段包括朝鮮戰爭對香港的影響，以及國共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餘波（見第五章）。
第三階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香港1967年的暴動就是由香港的中共黨員一手挑起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恩來盡了最大努力保護香港，因為他相信維持殖民地狀況對共產黨有利。他的努力使英國意識到，67暴動沒有得到北京的全力支持。到暴動結束時，由於香港社會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徹底離棄，中共在香港的機構幾乎潰不成軍（見第六章）。
第四階段覆蓋了鄧小平時代的初期。從1981年年底中國決定收回香港時起，對中共來說，首要之務是如何恢復主權並建立自己的後殖民政府。繼中、英政府共同發布《中英聯合聲明》後，中共就開始草擬1997年後的香港憲法－《香港基本法》。身為中共高級領導幹部的許家屯，被派往香港籌備恢復主權工作。他在香港推出了一套針對富豪和經濟精英的新宣傳及統戰方針，以期把此階層從英方搶到中方的陣營（見第七和八章）。
導言 5
第五階段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時期，中共得費九牛二虎之力以挽回誠信。共產黨以為英國可能改動交還香港的決定。在港英政府執政的最後5年中，中共不得不與推行有限民主改革的末任港督打交道，但又懷疑英國借政改讓中共在九七後的管治增煩添亂。儘管中共在港的宣傳機器全力開動，並稱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但不大能動搖港人對港督的認受（見第九章）。
最後階段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個十年。共產黨成立的香港後殖民政府是建立在一個雙管齊下的基礎之上：第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半數議員的選舉團和選舉界別成員，盡屬既得利益階層的商界鉅子和他們的子女；第二，加強親共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的力量，以及支持愛國團體和積極參政的個人，以使他們能夠操控政治體制。然而，斡旋於不同利益之間並試圖維繫之，是中共自找的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最值得注意的是，民建聯倘與地方勢力，特別是與鄉議局結合，可能會發現自己完全無望成為一個能吸引中產階級的現代化政黨，因為鄉議局的首要願望，是在保護自己在新界的土地權益。這將妨礙民建聯作出有遠見的政策，尤其是中產階級越來越關注的城市發展及
環境保護兩個關鍵領域。儘管建制派獨佔優勢，中共在香港的政
治機器還是未能扭轉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1997–2005)在其第二任期結束前辭職的命運。即使高官問責制讓他進行強勢領導，但還是無濟於事。問題在於，對他所作出的錯誤決策，開足馬力的中共國家機器也無法力挽狂瀾。曾蔭權作為他的繼任者，繼續浮沉掙扎，但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香港已被馴服，一個在中國主權下的新政治秩序正在形成（見第十章）。
下一階段的故事，可能是圍繞中共完全公開，或者至少是公開承認部分其在香港的活動而開展。如果曹二寶在2008年1月的文章確實預示中共正密鑼緊鼓重整其治港策略，那麼這也是時候香港社會商議如何迎接新的政治秩序、檢詩目前政治體制固有的問題，以及實行在「一國」範圍內高度自治的權力。本書最後一章，涵蓋了從1997年至2009年的第六階段，亦是第七階段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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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盤根錯節的難題
應付資本主義
在九七後的第一個十年，恰逢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中國共產黨決定不再標榜自己為「革命黨」。6 相反，他們實際上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7 過去，黨的任務是領導革命。而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將要進行的是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換言之，詞彙和政策目標皆已改變，然而中共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沒有改變。無疑，黨高高在上仍然是顛撲不破的核心觀念（見第二章）。
在中共嘗試逐步將人民參政引入政治體制之際，香港選舉制度的設計很可能影響未來內地選舉方式的演變。中共收回香港的經驗很可能使其管理資本主義更得心應手。中共認為，管理好資本家中的精英，就意味著可以管理好資本主義。這就涉及需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繁榮與安定，並且要平衡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香港的憲法《基本法》的設計，是通過分區和功能界別，將各利益集團納入選舉機制中去。
從80年代初開始，中共領導人就著重思考，如何以社會主義中國的身份來治理好資本主義香港這一難題。鄧小平保證香港九七後「馬照跑、舞照跳」。他還強調，無論持何種個人信仰，只要支持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他都歡迎。就算封建主義，甚至奴隸制也是可以容忍的。換句話說，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社會主義中國甚至做好準備，容忍香港最惡劣的剝削行為，而且該政策將50年不變。事實上，中共對大陸的不平等也表示默
許。鄧小平在經濟改革初期的80年代就說過，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0年後，富人的確與黨融為一體。
2001年，江澤民強調必須對「社會新階層」開放黨的大門，標誌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結束。他倡導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為把資本家和私人企業家合法地納入共產黨的理論基礎。8根據官方的調查顯示，33.9%的民營企業家都是黨員。9 比例如此
導言 7
之高的最大可能是，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經理和領導幹部往往搖身一變成為重新包裝過的公司老闆及高層管理人員。新階層加入共產黨反映的是中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參與了開創私營企業，而不是在商界冒起之後再來給他們拉上一把。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由政府當局繼續主宰。10
在內地，城市和農村間的貧富差距之大已使中共領導擔憂。11 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基礎，黨的領導人可能會認為，將他們一手創造的資本家納入黨內，就可以加強中共的權威與合法性。黨的領導人也可能認為，他們可以通過黨的機制，在必要時約束資本家，以確保不會發生過分剝削的問題。或許他們也相信，只要計劃得周密，共產黨沒有什麼不能管好，何況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現在，畢竟已有286萬或百分之四的共產黨員在私營企業工作。12在過去20年裏，中共統戰工作在香港取得成功，可能令他們更相信，管理好資本家就可以管理好資本主義。事實上，就像許家屯指出的，資本家的政治傾向通常隨著自己的
商業利益而改變，因此採取適當的獎勵或懲罰措施，就可以控制他們。
香港現時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之一。13 北京既致力保持繁榮，很可能擴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1995年，港英政府擬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一名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是這樣形容的：「照這個速度往前開，不用多少年，肯定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六百多萬香港市民。」14 董建華順水推舟埋怨港英當局增加社會福利開支，試圖淡化自己1998年度的財政擴張政策。15
另一個令香港人常常抱怨的現象是「官商勾結」，反映人們對既得利益滲入到政治制度中時，公眾利益如何能得到保障的疑慮。在80年代，中共主要選擇富商參與草擬基本法，並讓他們進入回歸後的政府，使他們的利益在政治上獲得優先保障。今天的中共，像當年的英國一樣面臨相同困境。香港市民既無權選擇本地領導人，除了商界精英外，還有誰會支持並維護這樣的政治制度？中共實質上保留殖民地制度，因為那是一個久經考驗、可維持中央控制的一種制度。
8 地下陣線
香港特區政府制定政策時日趨重視利益的均衡。因此，曾蔭權2007年角逐連任時，曾表明會鼓勵政府官員改變思維，由政策制定者變成利益協調者，從而平衡各方利益。16 制定政策時，平衡「利益」將高於一切。曾蔭權也許是受了胡錦濤在第17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的講話，以及中共中央統戰部對胡主席講話的解釋的影響：胡錦濤在講話中指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與安定出現了「新形勢」。如前所述，在這一章中，黨眼中的「新形勢」，就是指香港本地的問題和各方利益衝突。至於中共中央統戰部的解釋，可能對曾蔭權注重利益的協調有所啟發。由此出發，一般市民只是多種利益的相關者之一，而且公眾利益並不一定被視為主要利益，還有許多其他的利益有待考慮。此外，更重要的是曾蔭權將平衡各方利益置於政府政策制定這個職能之上。換句話說，他領導的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以利益為依歸，而這些利益又深植於香港的政治體系之中。因此，無論新政策的倡議是否能得到多數政治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都會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首要考慮。17 制定政策時務求「平衡利益」，成敗就取決於由此訂定的政策是否能解決問題，是否會局限解決方案，從而使事情難有進展。
選舉管理
1997年後，香港特區的政治機制既納入選舉，而《基本法》又寫明「最終目的」會實現普選，那麼中共就不能不在選舉上做點工夫。在選舉上做點工夫，就是要決定誰能當選。迄今，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親政府聯盟，以實施香港特區的「行政主導」制度，從而維護香港的安全和資本家的利益。也就是說，中共插手選舉的藍圖，是要確保關鍵的政府政策在立法機關能得到通過，確保「反華」分子無法左右這個制度，以及確保安插在這機制中且佔主導地位的商業利益有力使反映資本主義的政策得到足夠支持。
導言 9
到目前為止，結果是有得有失。儘管比例代表制限制了泛民主派獲得立法會直選議席的數目，但泛民主派還是連續獲得了多數選票。這使民主派堅信，他們才是真正獲人民授權的代表。在功能界別選舉中，尤其是在企業功能界別，親建制派一直處於優勢。不過，也有重要的政府法案遭受挫敗，其中最重要的是有關國家安全的第23條立法。中共希望該項法案在2003年得以通過，卻反導致董建華提前下台。此外，特區政府也察覺到，實行由政府行政主導，在立法機關並不能獲得足夠的票數。親建制派是一個混合體，代表了多種利益，不能被視為執政的多數黨。最後，儘管中共竭力遏抑市民對民主的訴求，仍不能潑熄他們從80年代初開始形成的民主熱情（見第十章）。
新的政治秩序
儘管中共欲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完全握於掌控之中，但仍面臨許多挑戰。一個新的香港政治秩序已經形成，而且其權力結構與九七前迥然不同。這些都反映北京如何界定「一國兩制」。中共在香港拉攏資本家和各界精英，並且在歷年的選舉中多方經營，均是其建立一個新核心政權的舉措。這一新的意識形態有以下幾個特點：
接受中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香港特區隸屬於北京中央政府，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主；
落實《基本法》，包括尊重香港特區政府以行政為主導而非立法主導的政治制度；
顧全北京的利益、觀點和憂慮，特別是要維護國家安全，防止
「外國勢力」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
香港特區要由接受新政治價值觀的愛國者執政。18
新政治秩序的主要支持者和倡導者都是商界精英、鄉郊利益代表、老左派和那些信仰、思想傾向中共的人士。主要的反對
10 地下陣線
派包括民主派政客和被中共認為是沉溺於西方政治理想的活動人士；他們欲將香港完全民主化，那當然背離了中央的「一國兩制」方向。
「走到台前」非易事
儘管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極為頻繁，可從不正式承認其存在。中國的執政黨在香港仍然是一個地下黨。在戰爭年代英國統治時期，中共打著茶葉批發公司的招牌在香港活動。1946年後又以新聞機構為幌子。在今天的香港，香港人如何加入共產黨還是個謎團。也許，今天與以前的情況沒兩樣。據一些黨員透露，過去他們入黨時，會被帶到廣州辦理入黨手續，申請人需要提供詳細的背景資料。黨員的檔案被保存在廣州小北花園的一棟兩層樓房裏，香港共產黨在那裏有一個辦公室。作為入黨程序的一部分，新黨員要匯報思想。19 至於其他很多問題，如共產黨在香港特區的利益如何體現？其作用是什麼？通過什麼渠道與香港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保持聯絡？這些聯絡員又受到什麼限制？香港特區成立至今已超過十年，凡此種種仍諱莫如深。
現在終於是中共在香港「走到台前」的時候嗎？實際上，北
京港澳事務辦公廳的李後在1986年已經表明，中共一直都在香港。20 但是，九七回歸前有關中共在港活動比較有份量的公開討論只有兩次，分別是在1995年和1997年香港立法會的動議辯論。總結當時的辯論，得出一個有價值的提示，就是在香港有那麼多政治精英明明知道中共的存在，但對中共在回歸後是否應在港公開運作卻置之不理。21
⋯⋯ 中國大陸的執政黨是共產黨，香港新華社是代表中國的機構⋯⋯ 香港現時已有中共的代表機構，難道沒有人知道？
導言 11
中國共產黨會否在港執政呢？假如會的話，它也需要經過一個選舉的程序。
李鵬飛，自由黨，1995 和 1997 年
我亦不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動議在本局提出，除非是有人想向已經憂慮重重的香港人製造更大的憂慮⋯⋯ 若香港真有共產黨基層組織⋯⋯ 很明顯，這組織到目前為止仍未有引起不安⋯⋯
杜葉錫恩，1995年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 在香港的存在，是歷史環境造成的⋯⋯ 這個動議，在法理上是講不通的。
黃宜弘，1995年
我覺得香港人其實也不是那麼害怕中國共產黨。
譚耀宗，民建聯/工聯會，1995年
我們相信，如果中國共產黨繼續進行不透明的活動，只會令香港人信心動搖。
馮檢基，民協，1995年
⋯⋯ 從事實上看，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早已存在，亦長期在進行活動。對於現在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運作及其身份，香港人都心中有數⋯⋯ 一直以來⋯⋯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均是採取地下黨的形式運作，沒有公開的活動⋯⋯ 九七年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只會有增無減。
張炳良，民主黨，1997年
在此時討論這議題，是否只會引起公眾的混淆？⋯⋯ 請不要庸人自擾。
葉國謙，民建聯，1997年
香港人當中也有一些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樣地，即使這樣又有甚麼問題？
朱幼麟，港進聯，香港1997年
12 地下陣線
1996年12月，董建華被問及，如果他獲選為第一任行政長官，將如何處理與新華社香港分社——亦即中共的關係。董建華則繞過了這個問題，說他能理解很多香港人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將成為「太上皇」的擔憂，但他相信不會發生，因為中央政府會恪守「一國兩制」的政策。22
九七後，治港精英中誰是共產黨員的謠傳在香港時有所聞。例如，1997年5月有學者在香港的一個研討會上說，他相信董建華的行政局有四個地下黨員。23 另一份報告指出，董建華的一名政治顧問是個曾參與六七暴動的活躍左派學生，也是一個共產黨員。24 還有報告稱，當時的律政司司長、中央政策組成員之一，也是香港中共黨員。25 最近，還有人直接問民建聯的創始成員、前任主席及現任香港立法會主席(2008–2012)曾鈺成，他是否是一名共產黨員。他的回答對了解中共怎樣置身於香港社會很有啟發：
自民建聯成立以來，他一直未有回應是否共產黨黨員，理由是香港人對共產黨仍有很負面的看法，有需要待香港的政治文化慢慢轉變。
2008年10月8日，《南華早報》26
被問及他是否是中共黨員，他表示「你問我這個問題讓我感到很失望。這只是一個小問題，沒什麼大不了的」。
2009年2月4日，《南華早報》27
事實上，香港人早已知道中共在香港的存在，而且對中共插手港政不以為奇，也許是因為他們知道必須接受這一現實。眾所周知，中國是個一黨制國家。實際上，據2007年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為本書做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很多人對中共不夠了解，但香港市民認為，中共沒那麼不好。
整體滿意度：44%的受訪者對中共的總體表現表示非常滿意或比較滿意，近25%表示不知道。剩下31%中的24.4%的受訪者表示不太滿意，餘下的則表示非常不滿意。
導言 13
是否了解港人的觀點：47.1%的受訪者認為，中共了解港人的看法，而41.2%的受訪者意見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1.6%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關於中共干涉香港事務：50.9%的受訪者表示，並不擔心中共
干預香港事務，而36.2%的受訪者表示有少少擔心到頗擔心。有
9.9%的受訪者表示很擔心，3.1%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
中共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影響：12.5%的受訪者覺得有很大影響，39.1%的受訪者認為中共有些影響，20.2%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太大影響，而7.2%的受訪者認為沒有受到共產黨的影響。18.3%表示不知道。
港人的反應顯示，香港市民都知道共產黨對香港政治事務的影響相當大，但對黨的形象並不持否定態度。曾鈺成對黨在香港形象的評估是「非常負面」的，而從1975年起任全國人大代表的吳康民就此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吳認為就香港人對中共的看法一事需要站在不同角度理解，他相信港人肯定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在全球日益上升的地位，但他們對內地腐敗猖獗、缺乏個人自由和民主表示了不滿，這就是為什麼在香港及其他地區的人仍然對共產黨有負面看法的原因。28
香港人也認為中共對港人的意見並非不聞不問，很多人都對共產黨作為一個國家執政黨的整體表現相當滿意，儘管實際上他們對內地事務可能不太熟悉。
公開共產黨黨員身份：當問及香港的共產黨黨員是否要公開自己的身份時，36.1%的受訪者要求有透明度，2.8%的人認為應在將來公開；然而，46.8%的人認為應該「保持現狀」，這是指共產黨黨員可以不公開他們的身份；在餘下的受訪者中，1.5%的人認為這個話題「太敏感」，而12.7%的人則回答不知道。
附錄一提供了調查的詳細內容。
顯然，中共已經討論過1997年後應該如何在香港運作的問題。共產黨在香港的頭號人物許家屯(1983–1990)指出：
14 地下陣線
九七後，港澳工委29 還需不需要存在？⋯⋯ 當時，我主張公開存在，不公開活動。即領導機關公開存在，黨的基層組織，仍保持秘密的地下狀態。領導機關不再用新華分社的名稱，香港新華分社真正變成新聞機構，成為新華通訊總社在香港的分支機構；共產黨在香港的領導機關改稱香港地區工作委員會，公開掛牌辦公。⋯⋯ 香港回歸後，共產黨在內地是執政黨，在香港仍是地下黨，活動是非法的，這是不合理的現象。現在民主建港聯盟的出現，可以讓地下黨員全部或大部參加民主建港聯盟，保留共產黨員身分；民主建港聯盟的政綱，將成為他們當前的行動綱領，即香港共產黨的「最低綱領」，這是一個較佳的選擇。總之這是一個在中共內部，在香港社會，十分敏感的問題，但是必須解決的問題；究竟如何解決，九七快到了，已面臨要「討論」並解決的時候了。30
許家屯的看法可以理解，唯一的例外，是他仍然期望中共基層組織在九七後繼續秘密地發揮作用。假設中共在港的活動是公開的，而那些基層組織，如工會、青年團體和婦女團體，並沒有暴露自身是黨的機關，結果只是一部分黨員會承認他們的黨籍，那麼其他黨員就可以繼續隱瞞其真實面目。
有一個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既然香港現在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什麼作為執政黨要委屈自己當地下黨？這情況的形成有其複雜的歷史原因。回歸之前，沒有揭開中共在香港的面紗對中英雙方都有利。對英國來說，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對中國來說，香港仍屬於中國；只是國民黨及其過往在香港的活動使情況變得不易處理。然而，香港並沒有因為國共內戰，以及中國和西方列強的長期衝突而分裂。中英雙方心照不宣。英國官方對某些事情視而不見，以維護殖民地的團結，1997年以前對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隻字不提是個明顯例子。在1995年和1997年，港英政府的立法會試圖以此話題展開討論，卻頭撞南牆，使左派人士近乎歇斯底里。沉默的掩飾，使任何談論有關九七前中共在香港的事實若非難以啟齒，至少是非常尷尬。但是，這種做法卻成了習慣，延續到九七回歸後的特區。
導言 15
迴避現實窒礙公共對話。也許可以說，若過去公開承認並談論香港的意識形態間的矛盾，會惹起港人的不安，但殖民時代已過去了十多年，實在不應再這樣持續下去。在大陸，共產黨的領導很有滲透力。從政府機構、國有企業管理層，到許多其他類型的大規模機構，如工會和大學，共產黨無處不在。香港市民公開討論共產黨對香港特區的政策以及共產黨如何在香港運作，應該是完全合理的。中共在香港進行廣泛的宣傳統戰，並設有一個大型機構，由中國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協調並領導，已不是什麼秘密。這是一個組織嚴密、資金雄厚、政治活動（包括選舉在內）頻繁的組織。很多香港人想當然地認為共產黨對香港特區政府日常事務有相當大的影響，但了解細節的人卻寥寥無幾，這可能就是為什麼調查結果顯示出，受訪者對中共插手港政反而不擔心。
中共不時會公布黨員總數，因此我們知道黨員總數已超過
7,300萬。然而，由於共產黨在香港是地下黨，所以我們並沒有確切的黨員總數。據許家屯透露，在80年代中期，已有大約 6,000名黨員，估計一半為香港本地黨員，其餘則來自內地。31據其他消息來源報道，1997年在香港的黨員分別約為1.5萬和2.8萬。32 然而，另一種估計是，1983年至1997年，作為秘密計劃的一部分，約有83,000名大陸官員或更改姓名或以假身份進入香港，以培養一股政治力量，進而獲得北京所期望的長遠利益。創建這個第五縱隊的理念源於北京的「潛在的恐懼、懷疑和不信任」
（見第九章）。33 無論在香港共產黨員的真實數字是多少，發展到現在，這個數字可能已經相當大。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近47%的受訪者在上述調查中寧願表示不知道，因為他們意識到真相可能會令人不安。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共在香港繼續保持秘密活動，只會造成無謂的不安。香港人已經認受中共無庸置疑的領導權威，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中共表示出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誠意，包括尋求並實現《基本法》中明言的普選「最終目標」。約三十年
16 地下陣線
來，香港市民知道追求更多民主權利是保證他們的自由、維持開放政府、鞏固善政的重要途徑。以功能界別選舉為基礎的行政主導體制，並不被視為達到善政的機制。香港與北京的關鍵癥結在於中共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在初期也曾提倡過普選。然而，中共現在的看法是，如果實現民主，可能就會結束一黨統治，也會因從政者利用社會問題和階級分歧拉選票，導致中國陷入混亂。除了擔心選舉失敗，共產黨的精英們還對在西方「資產階級」模式下的普選中或會奪得權力的工人和農民階層持有偏見，認為工人和農民不適合擁有權力，因為他們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由於受大陸現代歷史的影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化了。中共曾允許大眾對其政績公開討論，例如在百花齊放，以及後來短暫的民主牆時期，但因人民的負面反應太強烈，以致中共難以承受。鄧小平以國家的教育水平低為由，試圖把敵視民主的觀念合理化，他後來在一次重要講話中將此理論用於香港。34
大陸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首選模式，應該是
用「依法管治」或「法治」的方式維持現狀，而不是實行民主。所謂「依法管治」就是以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維持法治，從而成為一個中立、透明、任人唯才的政府。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認為，在中央和省級制度基礎之上，只要共產黨能夠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一個反腐敗機構、一支有能力的公務員隊伍、一個自由的媒體、一個公開的審計系統和一個廣泛的協商機制，有可能約束自己的權力（但許多人會認為，期望共產黨約束自己的權力是不現實的）。內地的一些學者指出，香港和新加坡被認為是使用依法管治來實現善政的成功例子。35 在過去幾年中，香港憲法改革的討論已流於訴諸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政府刻意推動看似詳盡的程序和廣泛的諮詢，而最後得出早已預定的答案。這種風格的管治被稱之為「協商專制」，側重於形式，統戰部指示手下的許多機構參加多次協商，目的只是重申黨的方針。
導言 17
曹二寶2008年的文章發表後，香港社會愈加關注文章的內容，也許是適當時候好好討論中共是否應公開在香港特區的運作，探討目前以既得利益為依歸的政治制度能否促進善政和社會平等，以及用協調利益的手段解決問題是否有助香港的發展。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香港必須認受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原則，就是黨凌駕一切。作為經濟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從未在香港引起過多大的興趣與關注，而不管怎樣，到了1984年，剛開展經濟改革的中國也逐步棄之而去。因此，中共要傳播到香港的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共的理念和價值觀，即列寧主義的黨權至上，現在普遍稱之為「黨的領導」。如導言所述，套用於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原則，強調的是「一國」，要享有兩制，港人就必須接受中共的領導。1 中共有關香港的決策都秉承其世界觀和信仰，由此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秩序。在香港的政治領域中，從媒體操控、掌握政府機構重要職位的人事任命、支持九七後的香港特區政府、在選舉中協助那些受其青睞的候選人，以至派出一支由大陸黨員幹部組成的領導班子來港確保順利落實「一國兩制」，共產黨的影子無處不在。
黨政機關的架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為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然而，憲法還確定了共產黨在全中國的最高領導地位。為了確保黨在政府中的領導地位，共產黨為自己建立了一套與政府機構平行運作的黨組織架構。此外，還在各級政府機構中設立黨組職制度。當「中央」一詞出現時，實際所指的是北京的最高權力機關
──黨中央。因此，各級政府從中央到省、自治區、市、地區、縣、鄉都有一套完善的黨組織，包括黨委會、黨支部和黨小組，
20 地下陣線
這些組織深入並遍佈政府機關的各級分支機構中。各級黨組織分別負責監督同級的政府機關的工作。這項組織原則同時也適用於全國人大、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各級法院、檢察院，以及國有企業、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香港特區內的中共機構亦不例外。2
行政級別 政府 中國共產黨
中央級省級 地/市級縣級
國務院省政府
地/市政府縣級政府
中共中央政治局省級黨委
地／市級黨委縣級黨委
圖1 中國黨政並行的權力系統3
中國政府的管治原則是共產黨制定政策，由政府來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則是共產黨體制下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而不屬於政府體制。軍隊的地位與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國務院相同。這就意味著政府無權控制軍隊，共產黨──即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領導軍隊。換言之，政府和軍隊都由共產黨控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
國務院黨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黨組
全國人民政協黨組
法院黨組 檢察院黨組
各部委黨組
圖 2 政府架構中的黨組織系統4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1
中共中央書記處
全國總工會黨組
全國婦女聯合會黨組
共青團中央黨組
民主黨派黨組
高等院校黨組
圖 3 各群眾團體中的黨組織系統5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由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關。全國黨代表大會一般每五年舉行一次，其主要任務之一是選舉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6 另一項重要議程是由黨的最高領導人──黨總書記作政治報告。政治報告的目的是在所有政策範疇內確定黨在五年內的基本方針政策。共產黨建立等級制度的目的，是賦予北京領導人決定國家大事的最高權力。為此目的而設立的最高中央機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有25名成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目前有9名成員，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通常每個政治局常委還同時擔任黨內最具實權的職位。政治局常委一般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委員會目前有204名委員和167候補委員，主要由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幹部組成。7 實際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是由中央政治局來決定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簡稱中全會。黨內日常工作的決策由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負責。為中央政治局服務的固定機關，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
中共中央委員會設有十多個負責具體領域的部門和委員
會，向政治局提供決策信息；其中重要的機關包括：中共中央組織部（簡稱中組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簡稱統戰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簡稱中宣部）。8 這三個部門是黨的核心機關。中組部負責人事任命，中宣部負責協調黨政各部門機關，闡釋黨的路線方針並維護黨的形象。在華人社會裏，統戰部是黨的門面，在官方、社會團體及各類活動中，它起著協調作用。本書第
22 地下陣線
二章會討論宣傳與統戰工作，為以後章節討論這些活動提供了背景資料。
中共中央通常指定一名黨的資深領導負責監督某個重要領域的工作。因此，前政治局委員兼外長錢其琛曾負責香港事務多年。中共中央也可以就具體工作的需要而組成特別工作領導小組。例如，2003年香港發生反對第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後，中共中央遂成立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時任政治局常委的曾慶紅擔任組長。目前，香港問題負責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此外，還有一個工作委員會負責監督各級黨員領導幹部的政治生活和紀律檢查。在每一級，都是由各級黨委分別行使權力。因此，低於中央一級的組織，是省委，其次
是市委，如此類推。
2000年以前，中共在香港的運作機關與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在跑馬地共用一個辦公地點，該機關的真實名稱為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中共港澳工委）。9 2000年1月起，新華社作為一個新聞組織與中共的辦公地點正式分開，新華社自此名副其實。現在，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在香港的機關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中聯辦位於香港島西區，負責內地駐港機構的協調工作，包括1997年進駐香港的駐港解放軍，以及負責處理有關香港特區外交事務的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如第十章所述，香港回歸後由中聯辦繼續中共在港的工作。
中國政府的最高行政機關是國務院，功能有如內閣，以總理為首，國務院總理同時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轄下的各大部委，包括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這一機關對於香港來說，一直是最重要的政府機關。10
儘管中共執政體制具有分級和專政的本質，但由於多層多線匯報制度貫穿黨的各級組織結構，各級政府機構，包括省、市、地區及其他行政區，而使得黨的實際權力變得分散。因此，政府官員也被稱為公務員或幹部（其中有的可能不是黨員，但絕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3
大多數都是），其職責是執行黨和政府的政策和方針，無論擔任什麼職務，必須在其工作範圍內，向不同級別的組織機關及上級領導滙報工作，並要清楚就某一具體事項應該優先向哪位上級領導匯報。核心幹部被視為領導群眾工作的骨幹力量。11 縱橫交錯的權力網極其複雜和繁瑣，這就容易使政策的執行環節出錯，特別是因為相同級別的官員和單位之間不能彼此發號施令。1983年至1989年當許家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例子。許家屯的職位與任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姬鵬飛的級別相同，同為中共中央委員，不過，曾擔任過外交部長的姬鵬飛享有更大威望。魯平和周南作為他們的繼任人，上任後勢力範圍的爭奪並沒停止（見第八章和第十章）。
中共控制著全國上下各階層及黨內外精英的升遷大權，其
中包括政府機關、立法、司法和檢察機關，甚至工會、共青團、婦聯、大學和大型國有企業的職位。中共通過實行「黨官名錄」制，嚴密地控制著黨、政府和公共事業等機構。「黨官名錄」分為兩個獨立的名單：一個主要職位的名單，另一個是一系列須向上級報批的職位的名單。這兩個名單合起來有成千上萬的職位，從省級到中央所有上至副局級的職位都包括在內。這個機制將任免權力分配到不同級別的黨政機關，每個級別都控制著一系列的職位。黨和政府間的連鎖關係更進一步地鞏固了黨的控制權。12
這個來自內地的政治控制網也同時有效地覆蓋香港。中共有權審核、任命與免去所有在香港的內地機構和國家控股公司的重要領導職務，其中包括任命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省和地方人代會以及全國和地方政協代表。九七後，《基本法》規定，特區行政長官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任命（第45條），所有司長、局長，以及屬於部門首長的廉政專員、警務處處長、審計署署長、入境事務處處長和海關關長，除了由行政長官提名外，還須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48條 (5) ）。這意味著，九七後這些職位已成為「黨官名錄」的一部分。13
24 地下陣線
中國官僚制度形成的問題，以及如何處理內部職級矛盾，可從香港回歸期間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採取的手段略見一斑。他禁止中共機構的領導及同級的各政府部門、省、市官員干預香港事務。這項禁令得以落實，全賴精心安插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黨和國家官僚體系中的地位。行政長官的級別與副總理或國務委員等同，比部長或省長級別高一級，而大陸只有四位副總理和五位國務委員。再者，香港特區與內地直轄市（北京、天津、重慶、上海）級別等同，各直轄市的中共市委書記都是政治局委員。此外，北京至今仍未把一個比行政長官高一級的幹部安置在九七後的香港作為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見第十章）。
處理香港事務
政治局作出的每個決定，都是由國務院執行的。政治局就香港事務作出了決策，就由國務院的兩個部門執行，由港澳事務辦公室總其成。回歸前，隸屬外交部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負責處理英國和葡萄牙的事務。14 九七後，中國外交部繼續參與設立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一職，以處理外交事務（見第十章）。此外，自2000年以來，中聯辦是中共在香港最重要的黨政機關。2000年前，該機關的公開身份為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簡稱新華社香港分社），但事實上就是港澳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共港澳工委）。該新聞通訊社成立於1946年。1949年中共掌權後，新華社香港分社只是國務院的一個低級別的分支機構，負責與香港有關的商務往來。1978年，它被升格為局級機構，歸屬新成立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1983年後，為恢復主權而增加工作負荷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被提升為省級機構。15 然而，1989年後，它卻被降級，直到2000年變成聯絡處。將來可能有進一步改變（見第四章和第十章）。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國務院錢其琛
政治局委員副總理
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
外交部部長錢其琛
下屬各部門
新華社香港分社周南（社長）
（港澳事務辦公室）
（聯合聯絡 小組辦公室）
圖 4 1997前處理香港事務的行政機關關係圖16
列寧遺風
列寧(1870–1924)統治時期形成的蘇聯式共產主義國家架構，後來成為其他共產黨國家架構的模型，而中共的架構正是列寧式架構的再現。就像俄國共產黨一樣，中國的共產主義迄今仍然建立在辯證唯物論、共產黨高於一切及秘密警察的基礎上。17
列寧認為，俄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發動革命所需要的自覺政治意識，他們需要在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機構領導下進行革命。共產黨就是完成這個革命性變化的組織。那些專業人士都是黨內的精英，黨就是無產階級（人民）的先鋒，「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概念，是指共產黨擁有永久領導革命的權力，也就是永久的統治。列寧主義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要黨
26 地下陣線
肩負的使命，以其認為適當的行動「推動歷史前進」，也就是取
得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1「8
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是由斯大林
(1878–1953) 根據他對列寧主義的實踐和理解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定義，並首次在列寧死後提出，目的是樹立他自己的思想權威和政策方針。
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毛澤東密不可分，直到1976年他去世為止。毛澤東是一個極具魅力的領袖。毛澤東思想脫胎自馬克思列寧主義，致力尋求如何在廣大的農村展開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把農民作為強大的革命力量，而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認識到農民的力量至關重要。毛澤東還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時，積極開展革命運動。毛澤東指出，列寧得以掌權，是由於俄羅斯為結束與德國的戰爭而作出很大妥協，因此，為了實現最終目標中共也不得不跟國民黨妥協。
毛澤東主義體現在其政治、組織和革命鬥爭的戰略思想上，他的目標是完成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土地革命，並將其轉變成一場改變國家命運的革命。他強調有必要「動員廣大革命群眾」，包括發動武裝鬥爭和游擊戰來實現社會主義。毛澤東被公認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因為他能夠有力地闡明其思想並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事實上，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貢獻在於他發動了中國農民參與共產主義革命。毛澤東懂得利用農民和幅員遼闊的中國農村，是其成功所在。他有與生俱來的領導能力，包括理解並實現那些潛在追隨者的意願，以及調動並指揮數以百萬
人民力量的號召力。中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創建了共產黨的架構和機制，使中共得以在1949年開始執政，並一直延續至今。中國共產黨所創建的政治體制是一部運轉異常驚人的政治機器。中國從上到下，每個階層的生活都由黨來決定。黨的領導在人民共和國被昇華為一種生活方式。回顧中共统治下的中國歷史，有一個時期批判運動接連不斷，諸如自我批評、學習小組、批鬥會和整風運動彷彿永無休止，其目的不外灌輸個人觀念不得凌駕集體意志的思想。1949年後，在實現毛澤東思想的關鍵概念——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7
將階級鬥爭進行到底的過程中，他們竭盡全力剷除腐敗的「右派」勢力。這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動機，毛號召人民把權力從黨和政府官員的手中奪回來，例如鄧小平就被批判為腐敗墮落，並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彙
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擁有革命的永久領導權。
辯證唯物主義：為「推動共產主義加速前進」，共產黨可以使用任何它認為適用的手段。
歷史唯物主義：歷史朝向中共指引的共產主義大道上前
進。
民主集中制：共產主義民主是中共組織和領導制度的根本
理念。任何幹部不得高於黨組織。
資產階級思想：追求俗世名聲、財產和資本累積，剝削是其本質。
為了將階級鬥爭進行下去，中共必得先利其器。首先，把馬克思主義翻譯成中文帶來了許多全新詞彙，而且都是不容易理解的。在革命初期，馬克思主義新詞彙似乎很流行，但一些理論概念，如「無產階級專政」，「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民主集中制」卻變成了遏止思想發展的濫調；在黨校和學習小組都開設的基本課程，人類複雜的問題都被高度壓縮成簡單詞組，成為分析任何意識形態的起點和終點。例如在第五章討論的思想改造時期，中共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打壓言論自由、異見和持平的政見。中共為了達到當時的目的，將列寧主義和無休止的批判一股腦地用上了。19 有如第四和第五章中所述，文革期間，不僅那些國家最高領導人逃不過肅整運動的迫害，就連那些與香港有關的黨內領導也被扣上「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而被清除出黨。今天，中共的使命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的基本路線是通過「以經濟建設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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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亦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現任領導人的理論。在政治生活中，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亦即不違背黨的政策和決定；「實事求是」，強調實踐是
檢驗真理的標準；2「0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體現了黨對幹部大
公無私的道德要求；「堅持民主集中制」，即加強黨的紀律。
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生活的指導原則，它實際上是一種內部協商制度。香港第一次領教到民主集中制的厲害，是在起草《基本法》期間（見第八章）。要注意的是，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不容反對與挑戰，因為它是一個一黨制國家的政治信條。這裏的「民主」所指的是黨的內部協商過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組織，它以小組為單位，定期召開會議，不但對黨員的工作，也對黨的立場做出評估並提出改進建議。小組長將這些建議向相關地區支部會議（包括小組長和其他領導幹部）匯報，再由領導逐級匯報到中共中央委員會。黨的領導制定新立場（新路線），然後由所有黨員付諸實踐。民主集中制迫使大家發表意見。在小組會議上，每個人要表達自己的見解，包括公開發表任何異議。但是，一旦作出決定，必須實行「集中」，路線必須嚴格執行。在大陸，民主集中制不僅應用於黨內精英，而且針對整個政治系統。民主集中制的支持者還認為，它迫使人們評價自己並聽取別人的評價。為捍衞共產主義民主，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被指為鼓勵政治家隱瞞過失以及政治精英利用人民的理論。21 民主集中制的優點是在廣開言路的同時，又能嚴格的自我要求。但它已被證明是危險的，因為在協商過程中提出政治意見的人，在諸如百花齊放、文革及其他政治運動中，很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22 此外，中共仍然認為思想開放的公開政治辯論和競爭不足取，因為可能會導致政治混亂及社會動盪。中共已向香港提出了這種論據，作為延緩民主改革的理由。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29
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的應用，以及中共建立的民主集中制架構，都是為了在黨員中樹立單一的政治理念，因為對黨來說，思想和紀律是非常重要的。黨的另一個管理工具，就是它的階級理論，亦即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毛將中國社會分成不同階級，並分別標明其政治特徵，這些階級包括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前蘇聯集團國家有一個保存個人檔案系統的「優良」傳統，目的是為了控制人民，確定他們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個人檔案包含個人家庭、過去歷史、工作履歷和思想態度的詳細資料。中國的檔案除了個人普通履歷資料外，還包含了很多其他有關家庭和社會關係，以至政治正確性的資料。在一個典型的城市工人個人檔案中，包括了從小學直至大學畢業學習成績單、老師寫的評估報告、專業特長、工作報告、就業紀錄、主管和同事的評語、共產黨黨員的評估報告和任何其他有關的個人資料。每個成年人的檔案有兩個副本，一個由工作單位，另一個由中國警方
──當地公安局保留。在中國，國家是唯一的僱主，那麼工作單
位就是政治運動的執行者。事實上，在中國共產主義制度下，工作單位是處理國家和社會之間關係的最根本環節。一個普通人想要查看自己的檔案很不容易，只能尋求黨員的幫助，然而修改檔案更為複雜，因為只有指定的幹部才有權進行修改。在毛澤東時代，任何一個污點都可能導致一生不幸，因為很多政治決定都以個人檔案為依據。比如，只有獲得自己工作單位批准才能旅遊、結婚、生子、離婚和轉換工作等等。個人的命運，包括事業、工作福利和社會服務都被工作單位中的黨領導所控制。國家對個人所作出行政決定時，靠的就是檔案。轉換工作改變不了個人命運，因為無論他獲准轉換到哪一個工作單位，他的個人檔案都會跟著他。1983年開始，鄧小平對工作單位制度進行改革，他打破了根據階級和家庭出身安排工作的傳統。到了2000年，工作單位對其職工的大部分監督權已被廢除。隨著經濟改革繼續，以及國有企業加速私有化，個人檔案系統已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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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大型私營企業提供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今天，有兩千九百萬個私營企業在大陸僱用超過兩億人。23 不過，大量的個人檔案目前仍被保留著。
在香港，雖然政府不同部門和公共機構存有很多香港居民的零碎資料，但像中共的檔案系統並不存在。只有在跟這些機構打交道時，個人才須提供一點資料。比如，駕駛執照申請表、社會福利紀錄和醫院紀錄等。還有就是私人組織持有的私人紀錄。於1996年通過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允許個人有權決定一個組織是否可以保留其個人資料，並可申請審視那些資料。目前，該項法律不適用於在港的共產黨機關，也許永遠不會。一位香港立法會議員根據這條例理直氣壯地質問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該
社可有保存她的檔案（見第十章）。
不過保留超過7千萬黨員的檔案材料真是個艱鉅的任務。 1980年代的報告表明，每一千名黨員的檔案材料由一個人專門負責24。如果這個信息仍然準確，可能有多達七萬人從事黨員檔案保管工作。當然，先進的電腦技術很可能減少檔案保管員的數量。較低級黨員的檔案，由地方黨委負責保存。許家屯表示，他在任時，中共香港的檔案文件大概包括香港黨員的檔案，都保留在廣州的廣東省黨委第8號辦公室，這是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在那裏的辦事處。25 一位前黨員證實了這一點。26 中共中央負責管理副部長和副省級以上的黨員檔案。至於非黨員的檔案，主要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及其附屬機構保存。
公民社會
在香港，公民社會團體長久以來一直是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在大陸，真正的非政府組織只是處於緩慢成長階段。許多香港的民間社會團體是由政府資助的，尤其是那些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組織，其餘的則由私人資助。從表面觀察，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有更多香港人願意資助私營組織，並參與他們的活動。
第一章 黨權至上與香港 31
九七後，香港的政治體制儘管有受控制之虞，畢竟沒有成為只有單一官方聲音的地方。事實上，公民社會提出不同的觀念並為非政府組織提供資助，使其繼續發展。儘管香港的政治制度有利親建制派，但是質疑官方的聲音並沒有減弱。1997年臨時立法會通過的《社團條例》修訂案，反映了內地對反華力量的擔憂（見第十章）。在內地，中共利用統戰策略發揮黨對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作用，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在香港也使用了這一策略。
第二章
中共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統一戰線」是中共眾多法寶中最重要的一個，而這策略是由建黨初期逐步發展而成的。當時，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中共的戰略方針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拉攏與宣傳並用，盡可能使更多人加入自己的陣營。這種統戰與宣傳雙管齊下的策略不僅過去是，現在還是中共在香港贏取人心的重要手段。宣傳工作為的是提供各個問題上黨路線的底細，統戰工作則對準有影響力的人，促使他們站到中共一邊，或者支持其政策，至少要保持中立。統戰和宣傳是中共政治機器的核心動力，而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宣傳部是中共中央的兩個核心機關。
中國肯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有助中共於過渡期間成功在香港推展統戰工作。九七前的統戰重點是提倡「愛國主義」，讓香港人坦然接受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強調在北京和香港之間建立良好溝通的重要性，以及在短期內實現民主不大可行。九七後的重點則轉移到向港人灌輸民族意識，即「和諧」的政治體制可以為經濟發展帶來所需的「穩定」，另又強調，如果香港人有足夠的愛國熱情，便可望帶來更大的民主改革。與統戰工作同時進行的是大刀闊斧和覆蓋諸多領域的宣傳活動，涉及的領域包括文化、媒體、出版、教育、宗教及體育等。所有這一切，都是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以實現中共提倡的「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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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工作—— 廣交朋友
統戰工作就是與大批的黨外人士建立個人關係。這是個極費人力的繁重工作，需要極大的耐心和眾多人力在香港培養各種人際關係。由於搞好個人關係是統戰工作的關鍵，中共常常派出最優秀的人才與那些被認為最有價值的統戰對象接觸。為了鞏固友誼，他們甚至會在統戰對象的生日和其他紀念日送上禮物和祝福。另外，也會邀請統戰對象到大陸與重要人物會面，讓他們了解當局的重視與關懷，而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日子久了，互相信任的關係也就建立起來，但這種關係仍以專業範疇為主。
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一直都是統戰的對象，因為他們大大有助宣傳。透過他們傳遞的信息，普通人會更易理解和認同。中共組織學習小組、設立學習班和學校是由來已久的手段，而中共的出版業也無所不及，包括傳單、海報、報刊、雜誌、報紙、電影製作、歌曲、戲曲，以及利用美術傳播其思想。從本書的不同章節中不難看出，中共在香港進行上述活動已有一段時間。
中共所謂的「知識分子」其實包括管理人員、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和專家。作為學有專長的人，他們被公認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並足以作為模範，因而影響力很大。1949年前，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爭權的過程中，就跟知識分子及藝術家聯合起來，孤立國民黨人。後來，越來越多知識分子支持中共的革命事業，其他階層和團體也深受影響而隨之加入中共陣營。在收回香港的戰略計劃中，團結香港知識分子也是中共的戰術之一。
統一戰線自成立以來可分為五大階段，第五個階段是1997年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門，也是本書重點關注所在。但考慮到完整性，在此就各階段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通過聯盟汲取力量：由於力量還
相對較弱，所以中共只好與不同「戰線」合作和建立各種聯盟來加強自己的力量。在這兩個階段，中共表現出願意談判及妥協，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5
因為共產黨人只佔少數。第一階段是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打倒軍閥的北伐戰爭時期；第二階段是1936年至1945年，國共兩黨再次合作抗日的抗日戰爭時期。「第一統戰階段」和「第二統戰階段」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將有所敘述。第四章列舉了許多中共在香港進行的統戰和宣傳活動，以為支持大陸的革命活動籌集資金，以及與香港各個領域如文化界、媒體和教育界建立聯繫，並在1946年成立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共在香港的替身。第三階段——以拉攏為主的過渡期：1949年建國後，中共
致力在大陸實現共產主義。建國初期，中共仍然需要時間來培養一大批自己的人才，於是順理成章用上了和解政策，但同時也通過以自我批評和再教育為基礎的思想改造，進行社會改革。到了 1957年，毛澤東認為過渡期已圓滿結束，中共的政權已經穩固。這個階段後來演變成文化大革命。在這段時期，中共在香港大力進行宣傳和統戰活動，與香港共產黨人一起挑起了1967年的暴動
（見第五、六章）。
第四階段——重獲人心：在1979年，中共有四分之一統戰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支持現代化建設，所以文革期間遭到迫害的黨內外人士都獲平反昭雪。在第七章討論了統戰工作對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必要。這個階段，統戰與宣傳緊密結合，極力吸引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華人精英，通過在內地投資和建立新企業，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這一階段的末期與第五階段初期，都牽涉中英兩國政府為收回資本主義香港而在80年代初開始的談判。
第五階段——贏得資本家的支持：為了在1997年對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中共在香港展開了第五次大規模的統戰運動：以不同方式與各團體建立聯盟，特別是贏得當時政商界精英的忠誠。
「地主」、「買辦」和「資本家」都大獲寵眷，即使反對社會主義，只要支持統一都算是愛國人士。為了自身的利益，也驅使他們打開受拉攏的大門。統戰對象被邀請出任重要職位，以加強回歸過渡的認受性。本書第八、九、十章將進一步討論這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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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對中共來說，在危機時刻或者在作出方向性改變時，抓緊思想至為重要。鼓舞人心的意念總會使人為了美好的將來做出犧牲和奉獻。這些都體現了宣傳和統戰工作在重要關頭的重要作用。對於那些不受拉攏的人，統戰工作的目的就是確保他們退出敵對陣營並保持中立，以利於擊敗反對派。換言之，潛在的反對派就有可能被瓦解。中共在香港的統戰策略是拉攏和排斥兩手抓。拉攏可以是將個人或團體正式納入決策或協商的過程中。那些被拉攏的對象可以作為有用的知情人、顧問或委員會成員。1 拉攏那些主要利益集團的「代表」被視為統戰的首要任務。
任何具有影響力的人對中共來說都可能是有用的。例如，在統戰工作中就沒有政教分離的概念。中共認為香港的宗教團體代表了一定的利益，也可以影響很多宗教信徒。因此，中共為各宗教代表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安排了席位。
在80年代中期，中共加強了在香港的統戰工作，最重要的統戰對象是政界的精英，如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商界精英，如富豪、知識分子，以及技術和管理人才。共產黨眼中的「代表」並非真正的代表（即得到市民的認同），而是一種影響力。這策略之目的是為了影響香港各界領袖的觀念和決定，因為中共把他們看作其管治理念和信仰的重要體現者和具影響力的代言人。此外，統戰策略還要讓拉攏對象感受得到回歸後可以享有的甜頭，使其樂意維護其中的利益。這就是統戰工作拉攏的一面。
至於排斥的一面，就是力求把反對的聲音踢出門外。中共統戰手段的典型手段就是把可以拉攏的都拉過來，減少對抗總勝過與反對派開戰。然而，那些死硬反對的就成為敵人，集中火力攻擊他們「不愛國」。至於那些接受拉攏的「愛國者」，他們的代價就是分擔新執政者維護新局勢的重擔。例如，在起草九七後用於香港特區《基本法》的過程中，影響力越大的人獲得更大的發言權，然而影響力小的人只作諮詢或用作粉飾門面。中共同時也努力拉攏前政府官員入夥，當然是因為他們可以提供管治香港的意見，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請他們參與管理九七後的香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7
港。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對香港回歸過渡期的統戰工作有進一步的描述。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至1997年回歸期間，那些接受拉攏的人士已屆退休之齡，所以中共必要繼續其在港的統戰工作，以扶植新一代親政府的支持者。另外，由於下一代港人要面對選舉，所以中共的統戰方法也要隨之改變。最後這個階段的統戰工作在第十章將有所討論。
統戰機構
談到統戰就不得不提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因為委任香港人為這兩個機關的代表是中共一貫的伎倆，是政治拉攏策略的一部分。過去，來自勞工、教育、文化和愛國商人等親中左翼人士，作為香港愛國同胞代表獲納入中國政治機構。除了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和人大的代表外，港人還被任命為省、市和地方級的人大代表。1984年至1997年，中國更拉攏傳統左翼人士以外的香港各界精英。全國政協委員的位置被用來栽培那些有望成為中共支持者的人。歸根究柢，中國政協的性質很明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團結和民主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兩大主題⋯⋯ 政協全國委員會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歸國僑胞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政協會議就已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共於1945年有一段短時期達成停戰協議，通過政治協商方式就政治改革舉行會談，當時其他小黨派也獲邀參加。國共在《雙十協定》中，同意成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 10日至31日，第一次政協會議在重慶舉行，來自全國各團體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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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加了會議，但國共兩黨之間缺乏信任，內戰隨即爆發（見第四章）。中共在控制了大陸大部分地區後，於1949年9月舉行了新一輪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方代表參加，討論如何在中共的領導下建設新中國。這次會議決定，將名字改為人民政協，並於1949年9月21日舉行首次會議，人民政協正式成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其使命是：
實行新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為著這個任務，我們團結國內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結成這樣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為之奮鬥了二十八年的主張，也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區域，軍隊，國內少數民族，國外華僑，以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所擁護和贊助的。3
實際上，第一次政協會議是一個準憲法機構，扮演了制憲會議的角色。黨的領導人、群眾團體代表以及其他與中共聯盟反對國民黨的小黨派主要成員，能夠在這個體制框架內互動。大會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相當於臨時憲法，直至1954年為憲法所代替。在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還通過了新國歌、國旗、首都和國家名稱的使用，並建立了第一屆政府。在建國初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之前，人民政協事實上是一個立法機構。
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是進行政治協商。人民政協的成員組合是要保持中共黨員與非黨員一比二的比例。因此，如果人民政協每增加一位中共黨員，那麼同時也必須增加兩位非黨員成員。目前，中國有2,289名政協委員和302常務委員。4 在過去三屆政協委員中，有一部分是達到退休年齡（ 65歲）的重要地方官員，有些是部級領導，有些是中共中央委員，而另一些是全國各地的政協主席和副主席。例如，陳佐洱卸任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後，在2008年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常委。5 政協委員中也包括來自軍隊和宗教團體的成員。此外，一些聲名顯赫人物的後裔也被吸納為政協委員。最近，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委員也有所增加。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39
辭去香港行政長官一職的董建華，在2005年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1993年與其他84位來自香港的代表一同獲任命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但1997年出任香港行政長官後，就不再是政協委員。在獲委任的香港政協委員中，人數明顯偏向商界(52%)，其次是來自藝術、文化、媒體和出版界(13%)。6今天，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有126位來自香港。7 如第九章所述，現在許多香港代表被任命為省級和地區級政協委員，不過這些都是相對次要的精英。那些出任政協委員的非黨員委員，中共期望他們支持共產黨的領導。然而，並非所有獲委任的香港政協委員都能理解這是個義務，如一位香港委員表示：「獲委任政協
委員時，沒有人告訴我，我的責任是維持黨的領導。」8
應付愛國的政協委員倒需要花極大的耐性。2009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上的兩個聲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首先是習近平告訴來自香港的人大代表，他們應該向特區政府提供處理金融危機的意見和建議，以作為香港市民的表範。其次是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在與香港政協委員的閉門會議上，透露中聯辦與香港政府就促進政協委員參與地方事務管理的措施達成十點協議。這些措施包括委任政協委員在公共機構任職，以及建立機制，幫助他們參與管理地方事務。中聯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後來否認有這十點協議。9 目前，還不清楚這些聲明的來龍去脈，也許源於香港的全國政協或人大代表常抱怨不大有人理會他們對香港事務的意見。一些委員和代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中擔任職位，如任職於行政會議或立法會，並深入參與地方事務，但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很難有任何形式的正式體制來安排政協委員或全國人大代表參與地方事務。此外，香港社會認為，這些委員和代表不過是統戰的喉舌，迄今尚未擁有處理九七後管治及內地與香港關係等複雜問題所需的能力。直到他們不再讓人有這種觀感，並且除非他們願意在商議和辯論問題時扮演真正的角色，否則他們只是繼續發揮「解釋」大陸官方政策的作用。這是統戰帶來負面的抑制和削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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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與宣傳
說服是一種溝通形式，是一種互動交流，其中受方改變一種態度或行為，因為他相信，這種變化將滿足某種需要或欲望。
宣傳也是一種溝通形式，即蓄意利用不同手段試圖影響輿論看法、認知結構以及直接行為；宣傳通過操縱有利於傳播者的信條而達到目的。
中共式的說服
在英語中， 如果「說服」是一個中性詞， 那麼「宣傳」就是一個貶義詞，其中包涵了片面和謊言。10 這大概也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英文名稱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為Publicity Department的原因，只是舊的名稱仍是目前較為常用的。「宣傳的中文解釋並不具有英文的負面涵義，就是「傳播信息」或「廣播」。然而，中國人都精於解讀官方辭彙。共產黨當然知道宣傳的重要性，深知正確使用政治敏感辭彙，足以抑制公論，抗衡社會變革。自1989年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後，宣傳工作已經成為維護中共合法性及權力的「命脈」。11
開展宣傳工作
在中國，利用宣傳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官方言論，不只是所用語言的問題，而是政治制度的重大區別。儘管每個政治體系和政府都提供官方信息，從數據、事實和直截了當的信息，到帶有說服、鼓動、轉移目標或宣傳言論——現在通常稱為「政治化妝」(spin) ——只有列寧主義體系才把宣傳置於一黨體制和精神的核心地位（見第一章）。在中共組織架構頂端的是負責宣傳工作的最級幹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由中共中央委員會直接領導。目前負責宣傳的領導人是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長春。政治局委員劉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41
雲山是現任中宣部長，指導整個宣傳工作。宣傳系統是範圍最廣，並且可以說中共政治體制中最重要的部分。12 中央宣傳部目前的職能是：
我們這部門是主管政治工作的⋯⋯ 我們主要是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思想支援和積極的民意支持。我們是要令黨的政策成為有意識的群眾運動，激起民眾正面思想和創造力，結合所有可以被結合的力量，喚起所有積極元素，把一些負面的力量轉變為正面的力量，並且動員這些力量在經濟建設、改革和開放上。13
中共規模龐大的宣傳系統由四個部分組成：在全國上下、黨政機關及國有企業內都設有負責宣傳的辦公室和專職幹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組織；在國有教育、體育、科學、技術、衛生、文化和媒體部門，以及各群眾組織，如工會、共青團和婦女團體、大學、官方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必須在主管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宣部轄下的民政部登記註冊）。
共產黨歷來將宣傳工作劃分為「內部」（針對中國民眾）和
「外部」（針對外國人、華僑和世界各國）；以及分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個範疇。宣傳部和它的兄弟單位——對外宣傳辦公室，都是由一小撮高層黨政官員直接領導，在黨政宣傳架構下，這兩個領導班子成員中不乏重疊現象。中共中央總書記協調並促進各機構的宣傳工作。
控制媒體14
中國共產黨深知如何利用宣傳。即使在1921年建黨前，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如何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這種新的思想。列寧認為，報紙是最好的集體宣傳員、鼓動者和組織者。如果他今天尚在，毫無疑問，他會將電子媒介和新的通信手段，如互聯網、流動電話，甚至短信也包括在內。所以，中共在1937年決定成立自己的新聞機構——新華社並非偶然；1948年，還成立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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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社，成為自己的喉舌；並於1958年創建北京電視台作為黨的電視台，1978年更名為中央電視台。在今天的組織安排方面，新華社是一個國務院屬下的政府機構，而《人民日報》15 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機關。這兩個部門的領導都是中共中央委員。新華社擁有許多出版物。中央電視台下屬於國務院的廣播電影電視部。這些主要媒體機構沒有獨立的編輯權，但近年來，在某些受民眾歡迎的節目製作方面，它們有了較大的編輯空間，但中國媒體的商業化並不等於共產黨宣傳力度的減少。16 從本質上來看，他們的新聞報道和廣播電視節目都遵循中宣部所提供的指導原則。換言之，黨控制內容，而政府監管運作。至於記者，劉雲山明確表示，記者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讓人民忠於黨。17 此外，如第一章所述，「黨官名錄」制使中宣部有權任免出版社主編和其他媒體機構主要官員的職位。
打造言論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的官方言論旨在推動革命，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共產主義國家。今天的言論是要維護政治現狀，發揚中共政權的價值觀，採取的新方法是通過強調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經濟強大、人民富裕，因此中共的領導是無可取代的。有學者指出，中共在離開了社會主義大道的同時，也意識到其認受性正受到威脅。所以，中共不再強調其領導革命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是強調治國有方，是其政策使經濟迅速發展，還訴諸民族主義，如2008年在北京舉辦奧運會，中國運動員囊括多面金牌，以爭取認同。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深受衝擊，隨後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教育運動。通過宣揚愛國主義，確保不滿的人民繼續忠於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變得過時之際，中共試圖繼續維持其統制，並警告說在世界上有國際敵對勢力企圖阻止中國發展。18 例如，江澤民在1994年1月全國年度宣傳工作會議上警告說，國際社會堅決反對中國成為強大的國家，而且永遠不會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43
放棄將中國「西化」和分裂的陰謀，而且要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宣傳教育有機結合起來。19 中共將這一基本理念繼續作為一個持久的宣傳指導思想。
在香港的宣傳工作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黨的相應政策，可以更有效地促進香港特區的經濟發展——這樣的宣傳口號已經成為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宣傳內容。可是，香港人需要更加愛國，也成為文化交流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部分。
利用文化作為宣傳手段的例子是，在2004年，內地媒體對佛教珍寶在香港展出的報道：
最神聖的佛教文物之一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的展覽將「振奮香港人民民族自豪感和奮發進取之心」，中國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聖輝法師在北京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並指出香港佛教界就是大陸宗教的一個分支。兩個佛教機構之間的關係一向密切。「這次展覽是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的，表明中央對香港市民的關心」，聖輝說。香港佛教聯合會主席覺光大師說，他希望這次展覽有利於宣揚和平，加強愛國主義和香港各界的團結。20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對中央政府批准把陜西法門寺珍藏的佛指舍利及20件國寶文物安排來港展出表示感謝。21 他還指出，瞻禮祈福大會不僅是佛教界的盛事，更有宣揚和平、祝願社會祥和的寓意，對香港有莫大的鼓舞。22
在揭幕儀式上，當時主管共中央統戰工作的劉延東表示：
佛指舍利及20件國家一級文物得以赴港供奉和展出，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佛教界及香港民眾的尊重和關愛，佛指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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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隨展的國寶，展現了我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相信會令每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都是為了港人福祉。「家和萬事興」，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的領導下，只要香港同胞和衷共濟，就一定能創造香港新的輝煌。23
所有的關鍵信息都包括在講話中——振奮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北京對香港市民的關心；回歸後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都是為了港人福祉；香港市民需要在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的領導下與北京攜手同心。這次展覽的時機很重要。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硬推國家安全立法，導致香港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呼籲民主改革。中共認識到這將是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必須果斷處理。經過細緻和秘密的策劃，2004年 4月中共的宣布震驚港人——香港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和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都不實行普選（見第十章）。採用這種高壓手段後，中共認為，有必要進行安撫與教育，因此利用展示佛教文物，以促進和諧與團結為活動主題，表明黨對香港的關懷。
有關政府在宣傳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的計劃，200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施政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題為「國民教育」的部分值得引述如下：
香港回歸十年，市民的國家認同不斷提高，我們要進一步深化對國家發展的認識、對民族文化的認同，為下一個十年作準備。假如香港人具有國家視野，並以此計劃自己未來工作及生活，對個人與香港未來都會有莫大裨益。
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今年六月三十日出席特區政府歡迎晚宴上殷切叮囑：「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青少年是我們的未來。為了國家的發展、「一國兩制」的發揚光大，特區政府會不遺餘力推行國民教育，尤其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使年輕一代都有愛國愛港的胸懷，有為國家、為民族爭光和貢獻力量的志氣，並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45
推動國民教育是一項全社會工程，特區政府會與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界，積極和密切合作，通過種種方法和渠道，包括教學、師資培訓、課外活動及與內地青少年交流等，提升青少年對國家發展的了解和認識，對祖國山河大地和人民的認識，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認識，使青少年建立民胞物與的情懷、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以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我們會繼續透過現行中小學課程及新高中課程架構，加強與國民教育有關的學習元素，進一步提高學生對國家的認識以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政府會推動更多學校舉行升掛國旗的儀式，鼓勵學校成立升旗隊；資助團體舉辦更多青年往內地的考察和交流活動。我們會結合各方面的力量，發揮協同效應，提高國民教育的整體效果。24
港人何時會被認為夠愛國？民建聯前主席馬力認為，愛國作為普選的前提，其意義在於讓人們必須意識到，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不是「大屠殺」。據他估計，按照現在香港推進的速度，要到2022年，公眾才有接受中共統治的足夠「國家意識教育」，從而獲得直接選舉產生地方政府的權利。不過，這算是前進了一大步。他最初估計的時間是2047年。25
宣傳技巧
宣傳旨在影響語言、思想和情感。只要在這幾方面取得成功，便較少需要直接禁制。因此，中共致力確保在公共對話中使用正確（即官方）的定義和術語。有些宣傳用語在開始使用時可能較為生硬，但通過中共控制的新聞媒體頻繁地使用，並且由支持者多次重複後就會習以為常。重複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即使公眾意識到那些是政治宣傳，可是什麼是政治正確、哪些是政治非正確還是深入民心；加上集中向年輕一代宣傳愛國主義，對青少年心靈造成長遠的影響。中共如何在香港使用其宣傳技巧，有幾個例子可作說明：
重複保證：此方法既簡單又實用。精心挑選出一個口號，經過許多人的重複，一個說法就很容易變成為定見。例如，「安定繁榮」是九七前最經常提及的口號，令香港社會深信一切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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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含糊其詞：用空泛籠統的概念容易達成共識，因為魔鬼在細節，而可行性和公眾認受性取決於最終的細節，所以細節問題可以容後擬定。比如，給予香港特區「高度自治」實際上就是一個設計巧妙的口號，讓人覺得香港特區享有日常事務的自主權，而不受來自大陸的干預。
人身攻擊和標籤：對對手進行人身攻擊，而不是針對其方針
政策，目的是突出對方的缺點或弱點，以此削弱公眾的信任並形成偏見。將香港泛民主派貼上「反對派」的標籤，旨在表明那些人的要求通常是不合理的。最惡劣、最令人難忘的標籤是中共官員送給香港最後港督彭定康的「千古罪人」。「愛國者」總是正確的，
「不愛國」的就是「反華」，或是「英國的走狗」。
轉移實質問題：標籤也可以使攻擊者偏離對方提出的實質問
題，分散注意力。舉例來說，某個人可以被標為「反華」，但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醜化反對派：醜化反對派，不論是個人或團體，比如，說他
們無知、缺乏經驗、粗魯或不受制約，目的是讓他們得不到公眾的支持。因此，一些民主派人士被稱為「不願接受北京的人」。不用多說，事實上，人民應該知道這些被點了名的，永遠不會有好的政治前途。
斥為「少數人」的論點：宣稱有些人或只有少數人有不同意見
或製造障礙，這就抹煞了可能有大量的人持反對意見的事實。
中宣部的主要職責之一是定期發布中央的決定和簡報，規定用於指示、通告中的正確用語及其定義；以及透過法律，規定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在報道災難或特別敏感問題時，媒體須事先徵詢宣傳部門的意見。26 因此，宣傳工作影響的不僅是如何報道新聞，而且也影響了用於公共對話的語言。中共宣傳工作的成果，就是黨員及其附屬群體就各種問題的闡述都與黨的路線一致。例子包括，提交給香港特區政府的《基本法》中的國家安全法第23條，以及自2004年以來就憲制發展進行的多次公眾諮詢
（見第十章）。
第二章 中央的拉攏和說服手段 47
活現宣傳
2003年，中共出版了一份《新編黨的宣傳工作實用手冊》，使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是如何將宣傳作為黨的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來看待。27 在這本書所列出的原則適用於所有宣傳工作，因此也事關香港的宣傳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為那本書撰寫了前言，顯示出其重要性。該手冊指出，宣傳的目的是塑造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宣傳必須是以教育和引導群眾為實現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而奮鬥的基本途徑。宣傳應該遍及社會的每個角落，因為宣傳的任務是通過不同的途徑，如書籍、電影、報刊和互聯網，使人民能夠加強對黨的方針政策的理解。宣傳內容要積極向上——新聞報道應保持「積極」的原則，掌握好讚譽和揭露問題的尺度。換句話說，不應該過分關注負面問題，特別是那些難以解決的問題。聽看報道後，讀者應該有一個正面的態度，相信當局正在積極解決問題。該手冊強調，發展是中國的頭號任務，是解決本國問題的關鍵。該手冊還指出，互聯網對人們的思想有更大的影響。此外要注意到，總是有來自境外的陰謀企圖滲
透中國的意識形態；因此，黨要加強對新聞網站和其他類型網站
的管理，因為思想力量對中國的綜合國力是很重要的。28 該手冊還指出，讓人民保持與黨的路線一致是「一門藝術」。該手冊警告說，改變必須是潛移默化的，以免在群眾中造成壓力，因為人民群眾接受變化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黨改變了路線方針，應加強宣傳，使之滲透到各階層。29
該手冊還包括了一個向外國人宣傳的有趣章節，其中指出，這是一個不同於向國內宣傳的任務，因為宣傳的目標和他們的背景是不同的。外國人對推廣海外宣傳是有用的，因此該手冊警告說，必須小心謹慎，確保外國人在中國親眼看到、親身經歷的是他們能夠接受的，以達到在國際上為中國樹立良好形象的目的。此外，採取溫和與微妙的方式與外國人接觸，避免使用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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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及可能會引起異議的話題。最好是讓外國人根據事實來得出自己的結論。外國人不理解的地方要予以解釋，必要時可以將事情簡化。30
該手冊還包含了關於宗教宣傳的章節。首先強調了宗教信仰自由應得到尊重的原則，同時還必須加強對人民尤其是年輕人進行辯證唯物主義教育；有如列寧主義所強調的，「為加速歷史的進程」共產黨做的一切都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見第一章）。那本手冊解釋說，各大宗教源遠流長，黨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別無選擇的。然而，通過社會主義文明和文化教育，宗教的影響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不應該使用任何會冒犯信徒的言語，如果有任何疑問，應該跟統戰部聯繫。宗教出版物應當受到密切監察。31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歷史
(1920–1926)
中共在香港的故事可以從1920年創辦非定期出版的《真善美》雜誌的三個人開始。他們是教育署督察員林君蔚（林昌熾）、官立名校皇仁書院畢業生張仁道和小學教師李義保。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以及報道香港內外的勞工狀況。同年底，陳獨秀由上海乘船前往廣州，途中在香港停留，林、張、李三人設法到船上與陳獨秀見了面。在陳獨秀的鼓勵下，他們三人在李義保任教的蒙養小學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這所小學位於港島跑馬地。1
隨後，陳獨秀與李大釗合力在上海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第一任書記。他們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廣州、長沙、武漢、濟南和日本的黨支部也随之發展起來了。1921年7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與會的12位代表（包括毛澤東）共代表了其他59位黨員。建黨初期，各黨支部積極組織起來宣傳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青年、工人和農民當中；並且擴大在其他省份的聯絡網。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在於它似乎有力地闡明了資本積累的過程以及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所以知識分子和學生為這一新思想所吸引也不足為奇。
林君蔚、張仁道和李義保三人與廣東中共黨組織建立了組織聯繫。作為教師，他們吸引了很多學生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他們以「新學生社香港分社」為名進行活動，2 到了1923年
「新學生社香港分社」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香港特別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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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於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3 當時，黨團不分家，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因此是中共在香港的唯一組織。4 由於缺乏資源和專業知識，香港特別支部遇到了重重困難。5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 1924年中，中共中央決定在香港成立黨組織。1924年11月，香港地區黨支部重組，七名當地共青團員獲批准加入共產黨，成為殖民地黨支部的一部分。6
最早期在香港的中共，也是共產黨得以建立並掙扎求存過程的一部分。香港作為一個小小殖民地，從未受到中共的重視，中國大陸才是其工作重點。毫無疑問，中共在香港的活動都是臨時性的，並受國內急劇變化的形勢的影響。然而，作為支持共產主義事業的基地，香港不失為一個有用之地。
香港：一個啟示
實際上，香港對中國大陸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啟示。現代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勞工運動就是爆發在英國殖民地香港。1920年代，全世界勞工都不滿現狀。在香港和大陸的工人都知道世界其他地區工潮迭起，那全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混亂，工人積怨日深有以致之。7 香港華人機器會在 1920年3月到4月間舉行了19天的罷工，是個重要的歷史時刻。參加罷工的許多成員都是熟練的技術工人，不是輕易就可以被取代的。為抵消通貨膨脹，他們一再要求加薪百分之四十不果，最終舉行罷工，他們當中有九千人離開香港搬往生活費用較低的廣州，香港因此陷於癱瘓。僱主別無選擇，同意加薪32%，技工於是返回香港復工。這次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組職罷工的成功，引起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注意。8
技工大罷工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前。這次罷工顯示出香
港與廣東省之間不僅在社會經濟上緊密互動，而且與國外的思想和局勢也息息相關。長久以來，香港是全球的貿易樞紐之一。長期的貿易和航海活動，使香港人可以接觸並了解世界各地的動
第三章 中共在香港的早期歴史 (1920–1926) 51
態和形勢。香港後來發生的更多、更大型的工潮，成為中共工運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廣東省和香港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兩地的共產黨人也同樣關係密切。由於在殖民地只有寥寥可數的共產黨員而且行動受到限制，早期香港的共產黨組織「實質上是中共廣東黨組織的一個分支」；9 並且，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大部分出自廣東。在1920年代的勞工運動中，粵港兩地間這種緊密關係的重要性，本章以後會有所描述。無疑，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香港發生了多次罷工和抵制運動——長久以來，那些中國買辦、歐洲大班以及殖民當局對工人的極度不滿總是置之不理。總體來看，中國的富商一向對前景持保守態度，對社會變化和政治改革運動心存警惕。儘管在當時可以明顯地看出，無論是在中國人和英國人之間，還是在僱主和工人之間，社會地位是明顯不公平的；儘管人們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但不足以使香港市民奮起反殖。與此同時，大陸的政治局勢四分五裂、動盪不安。就在這亂世當中，香港成了各類人士追求夢想和信念的一個避風港。
香港華人只望如常生活的實用主義，不足以取得殖民當局
和英資商行的信任。英國人知道他們自己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從而不斷受到一種「四面受敵心態」的干擾。10 很明顯，要在香港生存，他們就需要將自己與中國人分開。例如，1904年的《山頂區保留條例》和1918年的《山頂區居民條例》明文規定，禁止華人住在山頂區；華人也被排除在歐洲人經常光顧的香港會所等休閒場所之外。那時，當局自然沒有考慮過給予中國人任何形式的政治權利。不但香港華人被禁止參與政策決定，也無緣執行政策。直到20世紀50年代，香港所有最高級公務員職位都是由來自英國的官學生擔任，甚至連政府部門低級別職位也都是由歐洲人擔任。11
在香港的殖民社會中，英國人勢難釋除對能否獲得香港華人支持的疑慮；反之，香港華人也永遠無法完全依仗英國為他們爭取權益。英國與中國當局彼此各以主權國家的姿態交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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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還是一個超級大國時，英國表現出一副帝國主義征服者的姿態，而中國只好委曲求全，卻又怏怏不平。對於中國來說，香港是中國領土，而香港華人是中國同胞。香港華人認為，經過努力他們終於可以在香港安居樂業，但又有誰能夠為他們說話呢？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仍然餘響不絕。正如英國當時沒有完全相信香港市民一樣，今天北京也不相信香港市民，不是因為民族差異，而是由於思想鴻溝之深。香港歷史的多元性以及其複雜細微的變化，中共到現在仍可能很難完全明白。
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
1922年海員大罷工是第一次重大的勞資事件。由於中共在香港並沒有正式組織，所以不能歸功於己，但這次罷工還是被視為中共歷史上的一個值得大書一筆的里程碑，因為罷工的主要組織者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1年中國海員聯合起來，向航運公司爭取加薪及改善工作條件。他們尤其不滿的是，非中國海員的薪酬比中國海員高得多。他們提出15%至35%的加薪要求，兩次都被僱主拒絕了。12其實，海員們同時也是一種極不公平的合同聘用制度的受害者，導致他們本來已很低的工資再被剋扣一大部分。最後，他們成立了一個新中國海員工會，13 在第三次要求加薪被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拒絕後，於1922年1月13日開始罷工。14 最初罷工的是1,500名甲板手和司爐工。一個星期後，罷工的人數增加到6,500人，到了月底約三萬名工人加入了罷工的行列，其中包括領航員、記帳員、駁船工人、搬運工、裝卸工、碼頭苦力和其他工人。15 參加早期罷工的幾乎都是廣東人，但隨著事態升級，來自上海、寧波和浙江的海員工會的工人也都拒絕填補廣東工人的空缺。這可能是由於共產黨為支持香港罷工，而在上海說服了工人並參加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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